《金庸小说论稿》 作者：严家炎
内容简介：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的“金庸小说研究”课饮誉北大讲坛，对金庸研究的合法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庸小说论稿》全方位地探讨金庸小说，首次披露了许多珍贵资料和重要事实，对了解金庸其人、其文极有帮助。本书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
序 言
1995 年春开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这部书稿
便根据那时的讲稿陆续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内容，1994 年起曾以学术论文的方
式，先后在香港《明报月刊》、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评论》杂志、武汉《通俗文学评论》、广州《东方文化》杂志、北京《中
国文化研究》上刊载。现在集稿出版，又增补了当初为避免论文过长而有意节略
的篇幅以及一篇课堂讨论发言选录，文字上也作了些润饰修订。
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言，并非为了赶时髦或要争做“始
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早在80 年代初，我就主
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见1980 年发表的《从历史
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
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入史并可开设课程。具体来说，我开这课，一是为
了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二是为了回答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
钱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读金庸小说的缘由：
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
我正在给1981 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
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
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
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
（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
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
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
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
类似的情况我也同样遇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既然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
读，做老师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说不过去。”怀着这种心情，于是我试读了《射鵰
英雄传》，一读之后，竟然就放不下来。1991 年我在旧金山时，又有青年朋友
鼓动我为当地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讲自己对金庸小说的看法（陆铿先生曾在《百
姓》杂志上为此发了专文报导）。所以，我之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
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督促之下，后来竟至渐渐觉得不为他们做点事就欠了
感情的债，就会有重压之感，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既有愧于文学史研
究者的责任，也辜负了年轻朋友的期待。
至于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那是发生在1994 年初冬的事。此年10 月25
日，北京大学鉴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学（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
闻事业、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我也在这一仪式
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此举遭到了一位杂文界
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他在1994 年12 月2 日出版的广州《南方周末》上，刊
发了《拒绝金庸》一文，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
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
而媚俗”。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开设元曲研究课程1竟受到上海文
人攻击一事。
1 ①1917、1918 年吴梅在北大国文系开设“词曲”和宋元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两门课程，前者讲到
元代散曲，后者讲到元代杂剧。
周作人曾在1930 年写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说：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
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
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
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
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
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稀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
需要些明智与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加添德、法文，
只承认诗赋策论是国文学的时代讲授词曲，——我还记得有上海的大报曾经痛骂
过北大，因为是讲元曲的缘故，可是后来各大学都有这一课了，骂的人也就不再
骂，大约是渐渐看惯了吧。
周作人在文中表示：“我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其实，
这种精神也就是鲁迅所称赞的“北大的校格”：“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
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我观北大》）北大今日对金庸的推重，
犹如“五四”当年推重元曲、推重歌谣一样，都是开风气之先，同样体现了这种
一贯的精神的。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教授陈世骧，三十年前就曾直接将金庸
小说比作元曲，他在致金庸信中说：
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
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此意亟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索，不徒以消闲
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即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
曰，有意境而已”。于意境王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景则在人耳
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
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能不使
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
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当初北大开设元曲的课就受到攻击，如今推重被陈世骧教授比作如“元剧异
军突起”的金庸小说，又复受到讥嘲，这真使人感叹历史仿佛就是转圈，在中国，
“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何其艰难！但正因为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决心
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顾不得这一做法是否妥善或超
前了。
这部书稿，只是写了我读金庸小说后若干突出的感受、心得以及联带引发的
许多想法，内容并不全面，论点也未必成熟。要论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本应首
先对他创造的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出研究，我却并未专门论列。所以如
此，除时间、精力所限外，一则因为此前已经出版过一批这样的著作（如倪匡《人
物榜》，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的女子》，曹正文《金庸笔下
的一百○八将》），二则因为我从各种角度探讨金庸小说时，仍要涉及书中各种
各样的人物形象，不专门论述，反而能避免重复。当然，今后如果主客观条件许
可，我还想就金庸创作的若干方面（如金著艺术想象的特点，金著对中国传统小
说形式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金庸与大仲马的比较等），继续做点研究，以完整
地了却自己的心愿。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我接触的“金学”或研究武侠小说的著作有限，却仍然
从自己读到的一些学者、作家（如香港的刘绍铭、倪匡、吴霭仪、杨兴安，内地
的冯其庸、章培恒、陈平原、陈墨）的论文、著作中获得许多教益。即使有些看
法与我并不一致，同样启发我去思考。我要在此向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谢
意。如果说这部书稿尚有可取之处，可能在于它思考、探讨了其他学者尚未涉猎
或来不及充分展开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加以学理化、系统化而已。
最后交代一下附录的几篇文字。《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发表于1994 年
12 月香港《明报月刊》，文内小标题亦系该刊编者所加，本人至今对全文论点
见解，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相信，如果广大读者读读这篇文章并对照以相关文字，
定能判断当年媒体的炒作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实在是多么轻浮和不负责任。《金
庸答问录》是我在1993 年3 月访问金庸先生所作的提问与回答的记录；《新世
纪思想文化之光》是我为新近出版的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
纪》所作的书评；两文中都保留了若干有关金庸生平、思想、创作的重要资料，
对了解金庸其人、其文会有帮助。《〈连城诀〉简评》意在消除某些读者有关金
庸这部小说主旨的误解。笔者相信这些文字对“金庸迷”或有志于研究金庸小说
者也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内容提要
金庸小说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留下了许许多多个“谜”。
本书作者1995 年起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对金庸小说进
行了多方位、多侧面的学理性探讨。作者首先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了侠文
化的作用，澄清了学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全书综合地系统地考
察了金庸小说的“三维”组合与作品的现代精神，情节艺术，生活化趋向，影剧
式技巧，以及金庸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
俗对峙的角度衡定了金庸的历史地位。书末收有《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
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
书中不但有许多创见，并有丰富的信息量，首次披露了许多珍贵资料和重要事
实，对了解金庸其人、其文极有帮助。本书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
著。
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读者数以亿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
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谁——一系列难以
索解之谜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
答：“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 册一套的单
行本以来，到1994 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 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
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
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
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
略估算，光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
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1)。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
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 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
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
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
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
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
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文学作品的“热”，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而
金庸则不同。《射雕英雄传》五十年代在报上连载，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
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时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
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
热”四十年来竟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4 年 10 月 25 日金庸被授
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
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
主持会的郝斌副校长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
据我所知，仅1998 年，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分
别举行，以致有人说本年是“金庸年”。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
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宋代柳永的词曾被人争相传诵，当时流传一句话：有
井水处就有人会唱柳词。今天是“地球村”的时代，金庸小说流传之广，远
非柳永可比。他的读者不但在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
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
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
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七十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
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
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
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
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
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
之中。就在1998 年11 月，越南的两家出版社（一为文学出版社，一为社会
科学出版社）都争着要求翻译出版金庸全部小说。至于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
难，但也有人在尝试，早先有一本《雪山飞狐》；而近年，《鹿鼎记》的英
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
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
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
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
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黄崑、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
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
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
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
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
千帆、冯其庸、章培恒、刘再复、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
高评价。据香港教授林以亮说：夏济安生前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并且认为
武侠小说的创作大有可为，夏自己就跃跃欲试。后来，在台湾，有人给他看
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他就给林以亮写信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
只好到扶余国去了。”(2)可见夏济安对金庸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1994
年底，我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
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
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
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
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
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
有毛病。”(3)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
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
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
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大陆上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
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
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 年7 月18 日上午，邓小平
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
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
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
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
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
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
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
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
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
简直是相当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
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
反对。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 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八十年的发
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
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
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
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
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
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
和任务。
注释
(1)转引自张琦《金庸在西方》，载《文艺报》1997 年1 月28 日。
(2)林以亮说的这个故事，见陆离《金庸访问记》，时为1969 年8 月22
日。这篇访问记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年
10 月版第30—31 页。
(3)引自刘再复《我身边的金庸迷们》一文，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
年12 月号。
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
评估侠文化问题的两种偏向——侠义行为：必要的社会调节机制——“五
四”文学革命的局限与后来的左倾幼稚病——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坏与侠义精
神的失落——武侠小说性质、功能的辨析——杨沫与鲁迅、老舍、台静农的
例证——旧武侠小说的疾患与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
一
事情要从远一点的地方说起。
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而武侠小说在一些人心目中，则
大概又是“小道”中的“小道”，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且不
说清末已被人称作“遗武侠之模范”(1)的《水浒传》在历史上曾一再遭禁；
直到今天，当金庸已成为全世界华文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赢得
巨大声誉之际，也还有人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而要论一番门第出身，查他
的八代祖宗，用侠士先世曾“以武犯禁”，小说本身又贩卖“精神鸦片”来
加以谴责，警告人们坚决“拒绝”（刊登在《南方周末》1994 年12 月2 日
的鄢烈山先生这篇文章，题目就叫《拒绝金庸》），虽然这位作者自谓并未
读过一本金庸的作品(2)。
这一事实使人震惊。
惊诧之由倒不在这位作者鼓吹“拒绝金庸”，因为既未读过作品而要表
示“拒绝”，徒见作者思维方式之奇特，于金庸本身则分毫无损；真正令人
震惊者，倒在由此看到了侠文化问题上二三千年封建社会流毒之深和近几十
年左倾思潮为祸之烈。
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侠和侠文化一向受到封建正统势力的压制和打击。
大概由于侠士的某种叛逆性，先秦法家人物韩非子就认为：“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其实，侠未必动武，墨子止楚攻宋这类重大的侠行，并未用
过武力。而且自西汉起，“儒”就处于独尊的地位，“侠”则常常被看作封
建统治的直接威胁，遭到武力围剿和镇压。汉武帝一面尊儒，另一面就杀了
很多大侠，甚至将他们满门抄斩，体现着当权者对主持正义而无视权威者的
痛恨。因此，当今天有人谴责“侠以武犯禁”时，他所站的其实是封建统治
者的立场。
近代研究侠文化的专家中，也有从进步立场上把游侠当做封建秩序破坏
者这类看法。如美国华人学者刘若愚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之侠》中就说：
“西方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中国游侠则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3)
这话表面看来有道理，因为从与官方的关系上说，中国游侠和西方骑士确实
有所不同，然而深入一想，有关游侠的论断依然失之片面。原因在于：封建
社会中的侠和侠文化，其作用都是双重的，决不是单一的。当底层人民受权
势者欺压，处于哀哀无告状态时，侠客的出现，对官府可能是一种对抗，而
对受苦者无疑是一种解救和抚慰，避免了事态的不可收拾，缓解了社会矛盾。
借用一句现代语言，这也许近于人们所谓的“第二种忠诚”吧。从这个意义
上说，侠义行动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它在一定范围内抑制强暴，消弭祸端，
使已有的社会问题不致继续积累而导致爆炸，有利于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如
果说法家的最大特点是力主法治，儒家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德治，那么，源于
墨家的游侠则在法治和德治难以奏效的范围内弥合伤痛，为社会敷上一帖帖
止痛疗伤膏，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同样起着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恩格斯
曾在《致约?布洛赫（1890 年9 月21—22 日）》信中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
的观点：历史乃众多合力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是多种力量和作用相互制约、
保持平衡的结果。法家所推崇的法律，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道家所推崇
的清静无为勿扰民的思想，墨家所推崇的兼爱尚侠精神，以及其他教育救国、
宗教救世等等主张，它们各有自己的合理成分，相反而又相成，都是保持社
会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的整体。
施政者某个时期内可以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侧重，但决不可罢黜某些方面
而造成偏废；偏废了就失去生态平衡，使“平行四边形”受到破坏，社会就
会受到惩罚，出现灾难。从这个角度，我们正可以了解侠和侠文化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消除对游侠破坏力的过多疑虑。可以说，
只要存在社会黑暗、权势逼迫、执法不公、恶势力为非作歹一类问题，或遇
上意外的天灾人祸需要救援，侠和侠文化就有自己的积极作用。清末一位文
化人谈《水浒传》时说得好：“逼者，压制之极也。非逼而作盗，则罪在下；
逼之而作盗，则罪在上。作盗而出于逼，则强盗莫非义士矣。”(4)侠和侠文
化的矛头并非针对整个社会。即使像梁山泊大聚义，也并非以推翻宋朝江山
为目的，何况是单个的侠客！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有三种：一是
贪官污吏、恶霸劣绅、昏君奸臣和其他黑暗势力，二是农民起义军，三是落
后于封建阶段的外族势力的入侵。侠客主要是第一种破坏力量的遏制者和反
对者，他们以自己的游侠活动伸张正义，铲除强暴，激发人们扶困急难的精
神，维护着社会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转。虽然采取法律以外的形式和手段，却
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被迫，因为他们的对手本身就是一伙不可理喻的非法作恶
者。
所以，把侠和侠文化单纯看做“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实在是长期以
来形成的一种误读。
二
这种偏见和误读，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本有可能纠正过来。当时的
先驱者推倒千百年来视小说为“闲书”、“小道”的封建陈腐观念，将小说
抬进了文学的大雅之堂，建树了巨大的功绩。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的旗号下，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评价标准，把《红
楼梦》、《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一批不被重视的小说提高到前所
未有的新位置。他们对“黑幕小说”、“滥调小说”的批判，也包含了许多
正确的见解。但五四时期某些先驱者在文学问题上也有一些幼稚褊狭的看
法：他们重写实而轻想象，重科学而轻幻想，重思想功利而轻审美特质，对
神话、童话、武侠、志怪类作品很不理解。他们把《西游记》、《封神榜》、
《聊斋志异》均看作为“非人的”文学，把《聂隐娘》、《红线》乃至《三
国演义》、《水浒传》中某些情节指斥为“迷信”而对整个作品不予肯定。
这就使他们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去评价武侠类作品。
到了三十年代，随着左倾幼稚病变本加厉地发展，武侠小说终于被打入
“另册”。其“罪名”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成为“妨碍群众觉悟”、“阻
挡革命发展”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似乎革命不能早日胜利，其根源全
在“制造幻想”的侠文化。如果说前面那种认为武侠小说鼓吹暴力、“以武
犯禁”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从右的方面来否定的话，那么，这种
认为武侠小说“制造幻想”、乃“精神鸦片”的看法却是站在革命者立场上
从左的方面来否定的。瞿秋白1932 年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期上的《大众
文艺的问题》说：“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无形之中
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在《吉诃德的时代》
一文中又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
不相问、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
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
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
剑，尔且安心做奴才。’”(5)新文学家中，郑振铎写了《论武侠小说》(6)，
茅盾写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7)，都同瞿秋白相呼应，严厉批判和彻底否
定武侠小说。这在当时或许自有其针对性，结论却未免过于简单（后面我们
将会正面谈到）。1949 年后，这种“革命的见解”更借全国政权力量付诸实
行，武侠小说便难免遭禁或变相遭禁的命运。《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坚
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凡渲染荒淫生活
的色情图书和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武侠图
书，应予收换”；“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事实上已经起了并
正在起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第五纵队’的作用。”(8)长达三十年时
间中，出版社不出版武侠小说，图书馆不出借武侠作品，街头偶尔发现旧日
印的武侠书则付之一炬；不但武侠小说作家反复检讨认“罪”，连“行侠仗
义”、“见义勇为”、“哥儿们义气”这类日常用语也因“缺少阶级分析”
而在书刊、广播、电影中喋喋不休地受到批评谴责。偌大神州大陆，真似一
片净土！
然而结果如何？人们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报纸上，不断读到的
竟是这样一些新闻报导：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持刀歹徒公然在公共汽车上勒
逼二三十名乘客交出钱款、手表，无人敢起来反抗；两个坏蛋在长途汽车上
将几十名旅客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堂而皇之地离去；在列车上，暴徒竟敢
当着全车厢旅客的面抢劫钱财并侮辱妇女，而人们竟视若无睹，不敢援手；
儿童落水，岸上围观者上百，却无人救援；如此等等。在广州街头，广东省
广播电台青年记者安珂因与偷盗者搏斗而被刺受伤，他的遭遇怎样？《人民
日报》记者胡思升有一段报导：
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闹市区，正值下班时的熙来攘往的高峰时分，人群
围观安珂赤手空拳同三名持匕首的歹徒在马路中央搏斗，交通堵塞达十分
钟，可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呐喊相助，竟让四名歹徒持刀扬长而去? .。
安珂的两名一起目睹歹徒抢提包的同学，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保卫
干部，却在血战的时刻不见了? .。安珂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拦截两辆过往
的卡车和客车以便送往医院抢救，车上的司机竟不予理睬，置一个英雄的垂
危于不顾? .。(9)
在武汉一家餐馆里，同样是电台记者的杨威当场抓住一个小偷，勒令他
“快把钱包交出来！”但被盗的人却不敢承认这是自己的钱包，小偷于是气
势汹汹地向杨威反扑过去，说“你诬陷好人！”当场猛打杨威，小偷的同伙
也蜂拥而上。被打的杨威一面和歹徒搏斗，一面大叫“抓坏蛋”，但餐馆工
作人员和就餐的顾客“并无一人出来相助”，直到后来公安人员闻讯赶到时，
杨威已多处负伤。(10)
据粗略统计，从1979 年到1983 年，报刊上报导的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实
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个多么突出的社会现象！
鄢烈山先生说：“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
弱。”（11）现在读者要问：当这种“精神鸦片”被取缔了整整三十年，对
它的批判也长达半个世纪，使人“孱弱”的根源早被彻底铲除之后，为什么
人们没有变得勇敢起来，这类事例反倒发生得如此众多，如此集中？
这就不能不触及到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坏的根本问题。
三
不妨先说一桩题外而又亲身经历的事。
1958 年3 月，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号召“除四
害”，说麻雀与人争粮，一年能吃掉多少亿斤粮食，因此在全国发动了一个
人人都来消灭麻雀的运动。北京连轰三天麻雀。人们什么事不做，专在室外
敲锣敲盆，大声呐喊，吓得麻雀飞来飞去，不敢落地，活活累死。孩子们还
去各处掏麻雀窝。那一年确实搞死不少麻雀。但随后庄稼地里害虫增多，农
作物大减产。原来麻雀除了与人争粮之外，也消灭害虫，是一种益鸟。经过
这次教训，人们才开始懂得自己干了蠢事，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这
类蠢事，包括“全民炼钢”时砍光树木，到处建水库却无水可蓄，等等，一
个时期里真还干了不少。
然而，比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远为严重的，恐怕还是破坏社会文化上的
生态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总想用革命观念取代一切，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世界。
通过思想改造、“兴无灭资”以及各式政治运动，扫荡和消灭马克思主义以
外的各种思想、道德、观念，就像在自然界里对麻雀这类被认为有害的东西
赶净杀绝一样。从五十年代起，我们批判了武训那种行乞兴学的精神，批判
了武侠小说那种仗义行侠的思想，批判了宗教，批判了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
国论，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本位文化建设”，批判了胡风“到处有生活”、
“写真实”之类文艺观点，批判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批判了马寅初
的“人口控制论”，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论，六十年代初又批判了清官，批判
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孙冶方的利润
学说，认为它们在制造和宣扬改良主义，对抗革命道路，甚至是麻醉人民的
“精神鸦片”。我们怀着对武装革命胜利后的绝对崇拜，彻底贬斥这些本来
有一定科学性或某种合理性，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对革命起到不同的配合、辅
助、补充乃至反证作用的事物和思想。本意是要尊崇马克思主义，实际却取
消了对历史事物的具体分析，搞的是形而上学，既违背了历史唯物论，也违
背了辩证法。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曾正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
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
原子论、电子论一样。”（12）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上掀起的这种
种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恰恰是要荒唐地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取代社会人文
科学的各种学科。其结果，教人向善的思想受到嘲笑，倡导爱心的理论受到
蔑视，心理学科被宣布成“伪科学”而撤消，文化教育事业受到践踏，见义
勇为精神在我们社会中失落，到“文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观念却被
当作“四旧”而受到扫荡。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报刊大量报导的暴徒行凶
无人挺身而出，小孩落水上百人围观，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例一再出现，绝不
是偶然的。那是对我们破坏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种惩罚。
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一旦这种精神失落，人
们将真正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抗恶机制将陷于瘫痪，连法制本身也难于贯
彻。
四
武侠小说是否真的阻碍革命，与革命势不两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辨析和
澄清。
武侠小说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品种，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倾向。虽然
一般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急人所难，但就具体作品而言，内容比较复
杂，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复仇，可以说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
《水浒传》前半部着重写官逼民反，颇具造反精神，故而屡次遭禁。清末民
初也有一批武侠小说，鼓吹反清排满，当时来说与辛亥革命颇为合拍，革命
性相当强烈。而像《儿女英雄传》这样的小说，就相当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
规范和人生理想（女主人公十三妹一心想当诰命夫人），可以说对当时社会
完全不具有叛逆性或破坏力。所以，笼统地说武侠小说阻碍革命显然不符合
事实，笼统地说武侠小说都推动革命也未必确切。
但就多数而言，武侠小说最影响人的是正义感。它给人灌输一腔热血，
让人憎恨残暴的压迫者，同情无辜受虐的百姓，而不是教人等待侠客拯救。
这种精神就和革命有了相通之处。一个人如果内心全无正义感，永远是冷血
动物，决无投身革命的可能。革命者起码要同情下层被压迫人民，有正义感，
满腔热血，甘于牺牲。《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年轻时“成天让武侠小说
迷瞪着，满脑子的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一心想练几手蹿房越脊、身轻如燕
的真传”。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参加了一个叫做“四民武术社”的团体，
跟着师傅练太极，练八卦，练行侠。据她自己说，1931 年她之所以单身离家
走上革命道路，与那时读武侠小说“很有关联”：“你想啊，惜老怜贫，除
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么！”《光明日报》1995
年3 月24 日第六版所报导的杨沫这位“老革命”的现身说法，使人相信武侠
小说不那么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么对立，相反倒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在中国新文学家中，与侠文化有关系的远不止一个杨沫。“我以我血荐
轩辕”的鲁迅，就很值得研究。他十多岁时已接触《剑侠传图》以及充满义
士复仇内容的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13）等图书。早年自号
“戛剑生”，做过若干侠肝义胆的事。长大后对故乡先贤有侠气的人物非常
注意，曾经编辑过一本《会稽郡古书杂集》的书；对秋瑾这样富有侠义精神
的烈士，则尤为钦佩。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正面肯定了“豪侠之士”，
视为爱国者，热情地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以起者矣。”
1926 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
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鲁迅自己曾经用过
的笔名，足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喜爱。墨家一向因“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被誉为侠义（孙诒让《墨学传授考》），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
直到30 年代，还写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颂扬禹和墨子为民请命、
埋头苦干、急人所难、不求名利的那种墨侠精神（按《庄子?天下篇》，墨
子思想导源于禹）；同时也特别警惕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现
象，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作了论述和揭露。有人依据此文而断章取义，
竟说鲁迅视侠士为流氓，对侠文化完全否定（14），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
解或曲解。
还可以举出老舍。这是一位童年就从传统曲艺和小说作品中深受侠文化
影响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幽默，字里行间却浸透着一个“义”字，让人
笑了又哭。他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谈到《断魂枪》时说：“它本是我
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
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15）武侠小说并
没有写成，但《断魂枪》特有的那股刚烈而又悲凉之气，依然分外感人。老
舍的长篇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如《老张的哲学》中的孙
守备，《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的虎
爷、王宝斋，连《猫城记》中还有个勇于献身的大鹰，他们在危难关头仗义
行事，扶贫救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直到1947 年，老舍在美国纽约还写三
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枪》，其中突出赞美了王大成、宋民良为代表的豪侠
之气。老舍小说决不是廉价的“革命文学”，但书中那种凛然正气，侠义情
怀，无疑曾激励旧时代广大读者走上同情革命的道路。
我个人还有这样的经验：即使对某些身世不很熟悉的作家，义侠精神也
会像一道光柱，把他们的作品连同灵魂，照得通体透明。例如台静农，早年
是未名社成员，与鲁迅过从较密，写过《地之子》、《建塔者》两本短篇小
说集，前者是出色的乡土小说，后者则显示作者思想又跨前一步，成为革命
者的风姿。何以如此？则不很了然。后来读叶嘉莹教授《〈台静农先生诗稿〉
序言》，方知台静农抗战时期曾写过一些慷慨激昂的旧体诗，其中《沪事》
一首谓“他年倘续荆高传，不使渊明笑剑疏”，《泥中行》一首谓“何如怒
马黄尘外，月落风高霜满鞴”，《谁使》一首谓“要拼玉碎争全局，淝水功
收属上游”，可见他青年时代原是壮志报国，深受荆轲、高渐离一流影响的
知识分子。这时反观他二十年代末白色恐怖下的思想状态，以及许寿裳被刺
杀后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长期沉默，也就顿然醒悟，觉得豁然开朗了。台静
农的一生，无疑再次证明：侠肝义胆确实和革命相通！
仅此数例，足以说明：那种把武侠小说和新文学乃至和革命截然对立起
来的看法，是缺少根据的。
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罪名，是对缺乏思想防范能力的青少年产生“毒害作
用”，让他们痴迷得离家出走，入山学道。这种后果应该说有可能出现；记
得在40 年代，确曾看到报上登载过少年上峨嵋山学剑的消息。但这个问题又
不是武侠小说单独面对的。据我所知，即使读革命的文艺作品，也曾发生过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读了抗日小说《铁道游击队》，有孩子就学跳
火车；看了抗日电影《小兵张嘎》，有的孩子就到处用小刀扎自行车胎。这
类问题，恐怕不能归罪于作品本身，只能依靠家长和老师正面引导来解决。
而且，有些所谓消极作用，也是多少被夸张了的。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汤一介教授的事。曾有同事告诉我：汤一介教授年轻时和游国恩、余冠
英的儿子一起，因看武侠小说入迷，偷偷进山去学道，家人找了好久才找回
来。后来我和汤夫人乐黛云女士谈起此事，她的回答使我吃惊：原来，汤当
年确实爱看武侠小说，但1943 年那次离家出走，却是要从昆明奔向延安，但
刚到贵阳，就被抓起来了，家人为了免除政治麻烦，才以读武侠入迷来遮掩。
我恍然大悟之余，不禁想起香港饶宗颐教授类似的自述，他对采访者说：“我
六七岁时，image 非常多，非常活跃。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尤其是《封
神榜》。怪、力、乱、神四个字中，最引我入胜的就是一个‘神’字。七八
岁时我差不多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16）可见，一些武侠神怪小
说，对培养孩子的丰富想象力还是有帮助的。在面对这类作品时，孩子们一
方面需要成人的引导，防止因缺少自持力而入迷，将这类小说可能有的负面
作用限制到最低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应该敢于放开，大胆锻炼增
进孩子的想象力与分辨力，从作品获得更多的益处。两者缺一不可。
五
上面，我们着重考察了侠和侠文化在参预社会文化生态平衡中的积极作
用，同时也澄清了从“左”有两方面加之于武侠小说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对过去的武侠小说全盘认同。恰恰相反，如果从历史实
际出发进行分析，我们相信，旧武侠小说除艺术质量极不整齐外，内容上也
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七侠五义》和后五十回《水浒传》中出现的奴
才思想；不少武侠小说存在的耽于复仇、滥杀无辜的倾向；以及若干作品宣
扬轮回转世、神力无穷之类的迷信色彩等。虽然从武侠小说的总体上看，这
些问题只占局部的地位，却为侠文化参预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带来了某种消极
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五十年代开始在香港出现的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
派武侠小说，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香港在一个半世纪中，政治上为英国的殖民地，经济上由自由港而逐步
发展成繁华的国际性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文化上则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
并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又和五四新文化乃至左翼激进文化共处一堂、公
平竞赛的奇异局面。在香港，1949 年后由大陆政权力量发动的种种批判运动
虽有波及，影响却不大，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得以避免。而大陆学术
界、文化界取得的新进展（例如在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下客观地评价有清一
代的历史，高度肯定康熙、乾隆的作用；又如对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再如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代太平天国起义的深入研
究，以及文物考古上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古籍整理上的若干成就，等）则
受到香港学者、文化人应有的重视，从中获得益处，不像台湾那样因政治歧
见就对大陆情况严密封锁。可以说，香港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同样保
持着自由开放的姿态。虽因不断受商业浪潮冲击，文化上也难免有过于商业
化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社会文化生态处于基本正常、从未失衡、从未受
到政治干预的状态中（1967 年受大陆“文革”影响而出现的短期情况除外）。
面对中外古今，香港的学术文化界真正做到了鲁迅所倡导的“用自己的眼光
来择取”的“拿来主义”态度。新派武侠小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诞生。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武侠小说这个传统品种中熔注
了新型的内容。金庸、梁羽生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钟情于传统文化，而又
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侠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品德的化
身”，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武侠小说一味复
仇与嗜杀好斗的倾向。他们写的是一些为国为民而又富有独立个性色彩的侠
士，而不再是某些旧武侠小说中那种官府的忠顺奴仆。他们还改造了旧武侠
作品某些过于荒唐的内容，将武技大体上收拢在人而非神的范围内，却又变
幻多端，奇异莫测，不但没有减少读者的兴味，反而因作者施展的丰富想象
而更具魅力。在科学昌明的20 世纪，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的小说却赢得了
千千万万读者包括一些大科学家的喜爱，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们具有浓重丰厚的传统文化涵
量。不但作品用传统小说的语言写成，而且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特
色的成分，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儒道墨释、医卜星相、传说掌故、典库
文物、风俗民情? .，无不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武技较量的描写，人物性格
的刻画，作品题旨的展示，相融合渗透，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令人叹为观
止。它们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大优势，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
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因为艺术上的广为借鉴和勇于创新。
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的小说，吸取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
验，也借鉴了戏剧、电影的手法、技巧，还广泛继承了传统的各类通俗文学
如侦探推理、社会言情、历史演义、滑稽幽默等小说的长处，在大融合的基
础上形成大创新，取得了旧武侠小说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做到了真正的雅
俗共赏。
新派武侠小说的这些成就，可以归结为金庸、梁羽生等作者以精英文化
改造了武侠小说的结果。这种改造带来了武侠小说的新生命，适应并积极促
进了20 世纪乃至21 世纪中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平衡。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
庸小说受到亿万读者热烈持久的喜爱，也受到冯牧、宗璞、叶文玲、张大春、
刘再复、李陀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热情赞誉，决不是偶然的。
社会呼唤新武侠！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八十年代末期起中国大陆
重又在全民中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并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是十分适时的！
真正的侠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注释
(1)见1905 年出版的《新小说》第15 号《小说丛话》定一论《水浒》文，
其中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
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
(2)鄢烈山《拒绝金庸》载广州《南方周末》1994 年12 月2 日，其中说：
“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
惭。有几位欣赏新武侠小说的文友曾极力向我推荐金庸、梁羽生，我也曾怀
着‘一物不知，君子所耻’的心理借来《鹿鼎记》、《射雕英雄传》，最终
却只是帮儿子跑了一趟腿。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
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
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
展无足轻重。”“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
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鲁迅在《流氓的变迁》
中，把流氓的祖宗追溯到武侠，这是很有道理的。流氓即蔑视社会公德和社
会规范的反社会分子；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伙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
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
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娱乐的角度讲，同样是消遣性的东
西，武侠小说比起《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侦探小说来，也要低一个档次。看
侦探小说是一种启人心智的游戏，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
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
(3)刘若愚：《中国之侠》中译本193—194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出
版，周清霖、唐发铙译。
(4)佚名：《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
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出版。
(5)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大约作于1932 年，收入《乱弹》，1938
年5 月上海霞社出版。此处引文见《瞿秋白文集》第二卷273—274 页，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3 年10 月北京第1 版。
(6)郑振铎《论武侠小说》，收入1932 年7 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海燕》
集。(7)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1933 年2 月1 日《东方杂志》第30
卷第3 号。
(8)《人民日报》社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载1955
年7 月27 日《人民日报》。亦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1949
—1976）第125—12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2 月出版。(9)胡思升《震
动和沉思——记安珂壮烈牺牲后的社会反响》，载1983 年5 月7 日《人民日
报》。
(10)《人民日报》记者刘衡、龚达发报导：《活着的安珂斗歹徒，武汉
三镇传佳话》，载1983 年4 月12 日《人民日报》。
（11）（14）见《拒绝金庸》一文，参阅注(2)。
（1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75
页，人民出版社1966 年3 月第1 版，北京。
（13）鲁迅1936 年3 月28 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故事新编》中的《铸
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
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而据《吴越春秋?阖闾内
传》所载，连宝剑都懂得讲正义，“湛卢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乃出而去，水
行如楚。”
（15）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一文收入《老牛破车》。亦见于《老
舍文集》第15 卷1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11 月出版。
（16）转引自胡晓明《饶宗颐其人》，载北京《东方》杂志1995 年第3
期。
豪气干云铸侠魂——说金庸笔下的“义”
“义”：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艺术——肝胆相照，
一诺千金——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赋予“义”新的内涵——郭靖、乔峰：
“大侠”的典范与“义”的新提升——金庸状写侠魂的成功经验
“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
精神的一个方面。
《史记?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
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
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在《太史公自序》
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
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
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有时与“仁”相联系而为“仁义”，有时与“信”
相联系而为“信义”）。
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
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
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值得
仔细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胡一刀和苗人凤（外号金面佛）惺惺相惜
的义气。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号称无敌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
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边武功高强的侍卫。只因百年前有关李自成生死的秘
密不能过早泄露而造成误会，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杀，导致苗、胡两家的子孙
冤冤相报。到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一代，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真正的英雄，对于
世代的仇杀也都有怀疑、厌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从中破坏，和解的愿
望不能实现，两人仍不免以兵刃决雌雄。比武头几天虽然不分胜负，双方却
已推心置腹，相互钦敬。白天连日较量，夜间在一起喝酒，共同讨论武功：
“金面佛将苗家剑的精要，一招一式讲给胡一刀听。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倾
囊以授。两人越谈越投机，真说得上是相见恨晚。”(2)甚至还相互向对方交
托后事。比武到第四天，胡夫人已经看出苗人凤的破绽，告诉了丈夫。第五
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劝丈夫诱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剑白鹤舒翅”，以
便乘机取胜。胡一刀却摇摇头，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将孩子在凳上一摔，让
孩子大哭，示意丈夫为孩子着想去取胜苗人凤，胡一刀缓缓点了点头。但到
该出手时，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伤害金面佛。后来，胡一刀干脆提
议两人交换刀剑：“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剑法，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损
了威名。”结果还是打成平手。可以说，胡、苗二人几天内成就的莫逆之交，
抵过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谊。
故事终于急转直下，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是因为坏蛋暗中捣鬼，偷偷
在夜间将两人刀剑都涂上了毒药，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虽然只被轻轻划
了一道小口子，却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横刀殉夫，将孩子交给了苗人凤，
而忙乱中孩子又被他人带走。从此，苗人凤总是郁郁不欢。每到过年，他就
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灵位，称他们为“义兄”、“义嫂”，祭祀一番，喝
上十几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甚至对女儿苗若兰说：“孩儿，我爱你
胜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许我用你去掉换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
胡伯伯的孩子却活着。”金庸施展看家本领，把豪杰之间这种相知、相敬、
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真可说达到了义薄云天的地步！
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
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因为英雄文泰来在
自己庄上被人抓走，恼怒之下，当场失手打死了小儿子；宫廷侍卫白振，因
为红花会没有杀他，后来在对方人物被官军包围时，反而当场自杀，以表示
对得起朋友；更不用说红花会十四侠同生共死营救文泰来那番动人场面。《倚
天屠龙记》里，张翠山、殷素素因为觉得有负于三师兄俞岱岩，夫妇双双自
尽，壮烈之极；张无忌为了救义父谢逊，更是吃尽苦头，几乎牺牲生命。一
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酣墨饱，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
最后的《鹿鼎记》，韦小宝虽然有小流氓气，做了一些不像话的事，但作者
还是让他坚守一条界线，就是讲究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
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有一次，康
熙扣住韦小宝，准备炮轰他的子爵府，消灭天地会一大批骨干。韦小宝着急
异常，为了走出去通风报信，只好对平时称兄道弟的多隆从背后给了一刀，
心里却很难过地说道：“多大哥，你是鞑子，我天地会靠杀鞑子吃饭，不杀
你不行。今日伤你性命，实在对不住之至。好在你总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
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也不过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
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皇上砍你的头，你势必要抄家，老婆儿女
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换得家里抚恤赠荫。”(3)为此，韦小宝还流了泪。
总算多隆命好，心脏天生偏在一边，这一刀没有捅到要害处，金庸也就保全
了韦小宝的义气。金庸认为：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
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重视情义
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
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
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
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
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4)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
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
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剑》里，袁承志、温青青两人出手
救助焦公礼全家和金龙帮，就是因为焦公礼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正义性：
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予保护，反
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
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
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
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
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
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
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
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
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
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
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
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
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
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更广泛的表现。如果说前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存
在于意气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间，那么，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
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得明白：“我以
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
抱不平。”(5)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
肝义胆”或“侠士精神”。《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在佛山镇上为钟阿四一
家打抱不平，敢于和凤天南较量，一心要诛杀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
中令狐冲救仪琳，也全无个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强，
凭着一腔热血，就舍命与田死缠，使仪琳免遭毒手。甚至连武功半点不会的
段誉，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农帮滥杀无量派，并给黑骏马主人主动报信。
当木婉清嘲笑他几乎为这类闲事丢了性命时，段誉朗声回答：“大丈夫行事，
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说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连《倚
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所诵经文也包含了一点侠义思想：“焚我残躯，熊熊
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轻生思想，
却引向“为善除恶”的目标，成为视死如归的同义语。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
“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
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
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
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6)
事实上，也只有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大“义”，才能牢固地团结教派
内大多数群众。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写于1975 年1 月）中曾经
表示：“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
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重义轻生，光明
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了错事也都敢于承担责
任，绝不文过饰非。他们坚守一条界线：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
但决不做鹰犬和奴才，这就同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
庸通过小说形象，把这样的人生称颂为有价值的。而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
致把他们分成两类：以令狐冲、胡斐为代表的一类，以郭靖、乔峰为代表的
又一类。这后一类，金庸称之为“大侠”。《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
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
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 .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
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1980 年5 月写的《笑
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冲作了对比之后说：“对于郭靖
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当有更大的肯定。令
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尽管金庸自己的
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后一类，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类。
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
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
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
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
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
思想。”(7)可见，金庸确实在自觉地承担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金庸笔下最
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
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
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像郭靖，资质质朴，甚至有
点笨拙，但他刻苦，沉稳，富有责任感，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决不畏
难退缩，自知愚钝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终于达到超群的地步。更
加难能可贵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射雕
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都坚持抗元，死守襄阳城，一守几十年，明
知蒙古兵力强盛，自己迟早总会失败，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尽力多守，绝不
放弃。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
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坚守襄阳数十年，就因为他有一种自
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射雕英雄传》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
思汗曾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 .你说
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
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在郭靖看来，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
汗家族》一文中站出来说：“《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
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写得比郭靖形象更浑厚、更丰满、更有力度的，是乔峰。他身上体现出
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更为感人。乔峰处在一个宋辽严重对立、民族矛盾十
分尖锐的时代，纵然身怀卓绝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为契丹人后
裔的问题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终于辞去丐帮帮主的职务，而且一步步将
他身不由主地卷进了民族矛盾的漩涡。尽管他在辞去帮主时发誓：“有生之
年，决不伤汉人的一条性命”，并且劝阻了帮内的分裂，表现出顾全大局、
深明大义，却仍然无济于事。他越是企图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越想挣脱民
族矛盾的蛛网，便越是被这张巨大的蛛网捆缚得紧。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
所受的冤枉反而越来越深。起初，读者担心乔峰陷入了有人布置的一个巨大
的阴谋，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他要找谁谁就忽然被杀，而
杀人的罪责全要乔峰来承担。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才知道这一切仇杀和报复
有着久远而且复杂的民族背景和历史渊源：那个杀了乔峰要找的许多人的神
秘黑衣武士，就是乔峰的亲生父亲萧远山；而他所以要这样杀人，是因为要
报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卫士被汉族武林人物无辜惨杀的仇。小说作者从逆境
中塑造乔峰形象，写出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
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令读者真
正感到信服。乔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动的宋、辽民族残杀中，不但失去了丐帮
和武林中的许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还亲眼目睹了宋、辽
双方的无辜人民都经受了遭掳掠、被杀戮的惨重苦难。这些血泪经历使乔峰
终于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方的平民百姓着想，放弃了“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想法。即使回到辽国以后，他也抵制和反对辽国皇
帝侵宋的战争，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则在雁门关前悲壮自尽。乔峰
的自杀，是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挑动民族相斗、使百姓遭殃的不义的战争
的有力控诉，也使他得到丐帮许多好汉和宋、辽广大百姓的尊敬。丐帮吴长
老当场就捾胸大哭，说：“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
汉人英雄万倍！”乔峰是郭靖之外另一个“侠之大者”的代表。在乔峰身上，
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沉思
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
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
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又说了两段话：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
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
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
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
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
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
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
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
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可见，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他强调郭靖、
乔峰是大侠，因为他们努力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金庸看来，为多数人谋福
利，这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意义所在。也因为这样，金庸在《鹿鼎记》
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为康熙的政令比较符合人民的利益。《天
龙八部》中，大理国皇帝段正明让位时，对新登基的人说：“做皇帝嘛，你
只须牢记两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这些都体现了金庸的根本思
想。
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
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冽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
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决斗前夜，自信“一生
过得无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识到自己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交手的严
重性、危险性，内心无比激动。尤其当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杀时，
这位一向粗鲁豪爽的猛汉，竟也忍不住呜咽着对婴儿说：“孩子，你生下三
天，便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将来有谁疼你？你饿了冷了，谁来管你？你受
人欺侮，谁来帮你？”待他夫人答应“好好将孩子带大”之后，他比较安心，
可又很动感情地对妻子说：“妹子? .死是很容易的，你活着可就难了。我
死了之后，无知无觉，你却要日日夜夜的伤心难过。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
你。”小说泼墨般地写了义士慷慨赴死前的儿女情长，却没有带来英雄气短，
反而将豪迈悲壮的气氛点染得更为动人。鲁迅诗《答客诮》云：“无情未必
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金庸状写
侠魂方面的这番成功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许多小说家记取。
注释
(1)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2)《雪山飞狐》，香港明河社1992 年4 月第11 版101—102 页。
(3)《鹿鼎记》，香港明河社1992 年7 月第12 版第5 册1803 页。
(4)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载《明报月刊》1981 年10 月号，收入
《绝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7 月第1 版，237—238
页。
(5)《金庸谈武侠小说》，林翠芬记录整理，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95
年1 月号。
(6)《倚天屠龙记》，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3 版1121 页。
(7)《金庸小说的男子》，吴霭仪著，香港明窗出版社1994 年1 月第2
版。金庸为此书写的小序题为《男主角的两种类型》。
变幻百端笔生花——说金庸笔下的“武”
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优势在于驰骋想象——武功打斗的学养化与艺
术化——武文相通，悟道为高——武功打斗的性格化与趣味化——人物刻画
与武功描写相得益彰——武功打斗的情境化与立体化——特定情境中武技、
智慧、心态诸因素的综合较量
武侠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必须写出侠士们在实现自己行侠仗义、救
民济世的抱负时，如何施展和依靠了他们那些超常的奇异的技能，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武功”。作家越是施展才华，把侠士们这种武技描写得神奇独到，
对读者可能越有吸引力。这正是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因此，
武侠小说不能只有“侠”而没有“武”。“武”与“侠”像躯体与魂魄般相
辅相成。侠义精神固然是作品感人肺腑的灵魂所在，武功打斗更应该是作者
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
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也许由于自己不懂武术而故意藏拙。梁羽生不无偏颇
地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古龙则从来不描述打斗招式，只写“小李
飞刀，例不虚发”（《多情侠客无情剑》）之类虚的笔墨。这未免使他们浪
费或丢掉了大块大块的用武之地。
金庸是一位认真对待武功描写的作家。他花了很大力气来写武功打斗，
而且写得精彩纷呈，变化万千。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次比武较量，却没有一
次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武功描写的成功，也是金庸小说所以迷人的一个
重要原因。
那么，这位“金大侠”的武功，究竟有些什么高明之处？
金庸写武功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一点不会武功。他的武功其实是文功
——文人的想象的武功，中读而不中练。如果有人想要从金庸小说中学习修
练武功的方法，那肯定会自寻烦恼，大失所望。
武侠小说作家中，有人真会武功。像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据说就精
通武术，三十年代曾在湖南创办过国术训练所。他写《江湖奇侠传》，拳脚
刀剑部分就努力要写成武术教科书的样子。可小说一成为教科书，不免笨拙，
味道就减少了许多。金庸正因为不会武术，就敢于参考前人经验和有关典籍，
施展神奇的艺术想象来自行创制。他笔下的武功，非常多姿多彩，奇得令人
咋舌。什么威猛无比的“降龙十八掌”啦；什么轻盈飘逸的“玉女素心剑”
啦；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居然能使手臂突然伸长，手指插进对方
的头颅；他们的师傅黄药师以内功吹出的箫声，更能把高手的心性迷住；段
誉、任我行甚至能把别人练的内气，吸取到自己身上。至于暗器、轻功，更
是应有尽有，神乎其神，什么“满天散花”、“后发先至”啦，什么“发足
疾行”、“游壁而上”啦。大理段家的那“六脉神剑”，无影无形而能手挥
目送，随意伤人，简直就是现代的激光武器了。金庸曾经在《神雕侠侣》中
写朱子柳、武三通观看小龙女以双剑分心合击之术与公孙止相斗，说朱等“看
到奥妙凶险处，既感惊心动魄，又是心旷神怡”(1)。一般读者读金庸小说中
的武功描写，恐怕也是这种感觉。
金庸笔下的武功打斗，所以这样神异丰富，引人入胜，是因为作者把武
功描写当做一种艺术创造，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想象的才能。文学艺术本质上
是一种想象的艺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家谛波岱（Albert Thi baudet）曾说
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
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
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予可能性以生命。”(2)武侠小说尤其如
此。金庸小说正可以说成功地驰骋想象，运用各式各样丰富的生活可能性（甚
至是幻想的生活可能性）去描写武功和创造人物。作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
和文化学养，朝三个方向作出努力，使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大为改观，达到新
的境界。
第一，金庸寓文化于技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
金庸描绘的武功，脱离了单纯的“打打杀杀”而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和
学理气息。作者为洪七公一套“降龙十八掌”起的名字“亢龙有悔”、“潜
龙勿用”、“飞龙在天”、“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等，都是从《易
经》的“卦爻辞”借过来的。《神雕侠侣》中的“美女拳法”，招式名称如
嫦娥窃药、木兰弯弓、红线盗盒、绿珠坠楼、红玉击鼓、文姬归汉等等，均
来自古代历史、传说或文学作品中的美女故事。至于“逍遥游掌”、“北溟
神功”、“庖丁解牛掌”，其名出自《庄子》；“般若掌”的名字源于佛经。
这些名称起得惹人喜爱。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
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
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字汇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
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
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3)可以说，金庸把过去武侠小
说里粗俗的武打描写高雅化、文人化了。在金庸这里，琴、棋、书、画、诗、
文、歌、舞，乃至渔、樵、耕、读，都被熔化进了武功技击，于是武功描写
的途径变得无限宽广，手法变得无限丰富，笔墨也变得耐人品味，成为读者
的一种审美享受。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金庸的武功描写，得力于舞蹈、书法两项者非常
多。这大概因为它们在各类艺术中不仅具有直观形态，而且具备内在力度，
借用起来比较方便，更容易使武功描写取得艺术化的效果。
像黄蓉的武功，就同舞蹈有密切的关系。“兰花拂穴手”的名称就是一
种舞姿；“落英掌”也使人联想到落花般飘舞的轻柔身段。洪七公教黄蓉学
“逍遥游掌法”时，小说写道：“两人并肩，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
复，真似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俨然是一套双人舞。段誉的
轻功步法“凌波微步”，是从曹植《洛神赋》形容女神优美姿态的词句中借
过来的，更像一种舞蹈；虽然把美女步法安到男性主人公身上似不合适，但
作者原意可能就是要出段誉的洋相，把这位有呆气的人物弄得狼狈一点而
已。《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岳灵珊那套“冲灵剑法”，也被作者像双人舞般
一再描写过，令嵩山大会围观群雄都觉“舞得这生好看”。连兵器如李莫愁
的尘拂，樊一翁的长胡，也都像是舞蹈中的道具。在金庸笔下，武功仿佛是
与舞蹈相似的艺术表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说到书法，读者都会记得《倚天屠龙记》中通过张翠山眼睛看到的师父
张三丰所练二十四个字的“倚天屠龙功”。那是人们流传的“武林至尊，宝
刀屠龙，号令四方，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六句话蜕变出来的，
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描述：
只见他写了一遍又一遍，那二十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
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张翠山凝神观看，
心下又惊又喜，师父所写的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分明是套极高明的武功，
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龍）”字和“锋”字笔划甚多，“刀”
字和“下”字笔划少，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笔划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
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
如风飘，如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张翠山于目眩神驰之际，随即潜
心记忆。这二十四个字共有两个“不”字，两个“天”字，但两字写来形同
而意不同，气似而神不似，变化之妙，又是另具一功。(4)
后来，张翠山就用“倚天屠龙功”中的几笔，打得龙门镖局两个镖头坠
下马背，更将都大锦劈得口吐鲜血，显示了极大的威力。当然，读者更不会
忘记《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恶斗。朱子柳先后使出楷书、草书、
篆书几套路数，兵器就是一支笔。当他以楷书《房玄龄碑》的指法打斗时，
霍都还能大体识得对方的笔意。到使出“草圣”张旭的《自言帖》，朱子柳
就笔走龙蛇，如醉如颠，“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打
得霍都被动不堪，全靠金轮法王在旁提示。最后朱子柳使出最古的大篆石鼓
文，竟如戏弄一般在对方扇子上写出字来，弄得霍都心神大乱，被朱子柳点
中了穴道。这场打斗借书法与武艺相通的道理，以文写武，武中寓文，写得
相当精彩。
在舞蹈、书法以外其他艺术门类同武功的联系上，金庸也出奇制胜地写
了不少。《连城诀》中提到“唐诗剑法”，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和“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这些诗句都是某种剑法的套数和招式。至于
音乐武功，几部小说中也多处写到。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音乐神秘功能的许
多记载，金庸又想象它与武学内功结合起来，构成独特的武功而发挥出强大
的威力，像《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玉箫，欧阳锋的古筝，莫不如此。《倚
天屠龙记》中谢逊那种能使人心胆俱裂的长啸，则大概是对生命具有极大破
坏力的超级噪音。
金庸的武功描写中，更有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的，是借武功写出中国
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其中来自《周易》和道家、佛家哲学者尤多。中
国古代文化一向以掌握“道”的内在奥妙为最高境界。老子《道德经》所说
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庄子所说的“技进
乎艺，艺进乎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都和这层最高境界有关。金
庸小说中的武功描写，便贯穿着这类内功为本、悟道为高、以轻制重、似慢
实快的辩证思想。《书剑恩仇录》中袁士霄所创造的“百花错拳”和陈家洛
所创造的“庖丁解牛掌”，《碧血剑》中金蛇郎君使用软剑，就开始体现出
这种思想。《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当众讲授太极门的“乱环诀”和“阴阳诀”，
强调“临敌之际，务须以我之正冲敌之隅”；“以我之重，击敌之轻；以我
之轻，避敌之重”；“以我小力，击敌无力处”；“我以环形之力，推得敌
人进我无形圈内，那时欲其左则左，欲其右则右，然后以四两微力，拨动敌
方千斤。”也都充满了武功较量乃至用兵对阵上的辩证法。到《神雕侠侣》
所写绝代高手独孤求败的“剑冢”被杨过发现，金庸的这种辩证思想便得到
深入有力的体现。号称“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数柄剑和刻在石上的武功自
述文字，可以说代表着四个层次，也是武功的四种境界：最初是二十岁前用
的那柄青光闪闪的长剑，它“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真是锋芒毕露。第二
层是“三十岁前所用”那把很锋利的紫微软剑，锋芒有所收敛，估计颇有削
铁如泥之类的效果（因“误伤义士不祥”，被主人“弃之深谷”）。第三个
层次是重达七八十斤的玄铁剑，两边剑锋都是钝口，石刻的字为：“重剑无
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最后竟是一柄已经朽烂的木剑，
其文字说明为：“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
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第三种境界“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已经很了不起，
但到了“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无剑胜有剑”，那真是出神入化，随心所
欲，走向完全自由的境地，也就是中国哲学所梦想的最高境界，既是武功的
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领悟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倚天屠龙记》中张三
丰向张无忌传授“太极剑”时不问他“记住”了多少，反而问他“忘记”了
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懂得所谓“只传剑意，不传剑招”是什么意思。领悟
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笑傲江湖》中风清扬传授“独孤九剑”时所强调
的不死守招式、“无招胜有招”、一招可以破天下所有招式，其精神实质何
在。金庸小说中武功描写所包含的这些深邃道理，不但对了解中国武功的内
在精神有帮助，而且对领悟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哲理，也是有启发的。
还应该说，金庸对武功本身的描写也是充满了辩证法的。他从不绝对地
肯定哪一种武功最强，而是相信万物相生相克之理。《侠客行》中的雪山剑
法很厉害，但有人还是想出金乌刀法来破它，每招都能制服，真是一物降一
物。金庸也不空讲某某人武功如何绝顶超群，如何打遍天下无敌手，他采取
的是画出整个武林坐标系，在系统中确定每一个人武功水平的定位方法。《连
城诀》里狄云从雪谷出来，不但练过丁典教的神照功，又练过西藏青教的血
刀经，内外功夫都远远超出他师父辈的人物。作者就通过获救的言达平都“不
信世间竟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来有力地衬托此时狄云的超等武功。这是聪
明的写法。《水浒传》高于《隋唐演义》之一，就在于从不妄排某某人是第
几条好汉，因而避免了“三鞭换两锏”、“头猛会头杰”等牵强附会之处。
金庸深明此道。
第二，金庸笔下的习武打斗与人物刻画做到了紧密结合，因而使武功描
写性格化、趣味化。
金庸小说的艺术重心始终是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所写的武功，常常因地
取材，因人订制，与人物的性格和独特经历密切相关。《碧血剑》中木桑道
长喜欢下棋，于是棋子便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暗器。《天龙八部》中外貌凶恶
的南海鳄神，金庸为他配备了两件武器：右手一把奇形长剪，剪口满是锯齿，
俨然鳄鱼嘴巴，便于绞人兵器；左手一条锯齿软鞭，则是鳄鱼尾巴之形，用
来疾卷狠打。而云中鹤的兵刃却是鹤爪形的铁爪子。《神雕侠侣》中的朱子
柳，是大理国的故相，他的兵器竟是一枝笔。小说介绍：朱子柳“是天南第
一书法名家，虽然学武，却未弃文，后来武学越练越精，竟自触类旁通，将
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这类功夫是他所独创，旁人武功再强，若是腹中没
有文学根底，实难抵挡他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
夫。”还说：朱子柳“毛笔摇晃，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当真
是银钩铁划，劲峭凌厉，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5)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个朴实、方正、憨厚的人物，作者让他学
“降龙十八掌”这种光明正大、难以取巧的武功，全凭习练者的苦学苦练，
以勤补拙，“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日”才得成功；这种将人物与武功统一
设计的艺术路数，终于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大侠”的形象。
写得更出色的，也许是武斗中的黄蓉。她与侯通海等打斗较量之所以生
动有趣，也是作者紧扣黄蓉聪慧、机灵、刁钻性格的结果。小说第十回写侯
通海因为装作少年男子的黄蓉穿着软猬甲，不敢再打她身上，只得狠抓她头
顶：
黄蓉仗着身子灵便，东一躲，西一闪，侯通海哪里抓得到她头发？黄蓉
见他手指不住抓向她头顶，一转念间已明白了他用意，矮身往玫瑰丛后一躲，
反过手臂将蛾眉钢刺从脑后插入了头髻，探头出来叫道：“我在这里！”侯
通海大喜，一把往她头顶抓去，叫道：“这可抓住了你这臭小? .啊哟，啊
哟！师哥，臭小子头上也生刺? .刺猬！”手掌心被蛾眉钢刺对穿而过? .
这完全是黄蓉临敌时独特的打斗之法。一个黄蓉，在武斗中捉弄过多少
对手，这为《射雕英雄传》平添了多少趣味！更不用说南海鳄神、桃谷六仙
这些颇具插科打诨功效的人物在历次武功较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了。
金庸小说还写出：同一类武功，由不同性格、不同功底的人物来对付，
其结果大不一样。《笑傲江湖》中的秃笔翁（梅庄四庄主之一），其书法武
功原也很厉害，却偏偏遇到个令狐冲，不管识得不识得，只攻对方弱点，这
就同《神雕侠侣》中朱子柳面对霍都的情况恰好相反。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
述：
他（秃笔翁——引者）大喝一声，笔法登变，不再如适才那么恣肆流动，
而是劲贯中锋，笔致凝重，但锋芒角出，剑拔弩张，大有磊落波磔意态。令
狐冲自不知他这路笔法是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八濛山铭》，但也看
出此时笔路与先前已大不相同。他不理对方使的是什么招式，总之见他判官
笔一动，便攻其虚隙。秃笔翁哇哇大叫，不论如何腾挪变化，总是只使得半
招，无论如何使不全一招。秃笔翁笔法又变，大书“怀素自叙帖”中的草书，
纵横飘忽，流转无方，心想：“怀素的草书本已十分难以辨认，我草中加草，
谅你小子识不得我这自创的狂草。”他哪知令狐冲别说草书，便是端端正正
的真楷也识不了多少，他只道令狐冲能抢先制住自己，由于揣摩到了自己的
笔路，其实在令狐冲眼中所见，纯是兵刃的路子，乘瑕抵隙，只是攻击对方
招数中的破绽而已。(6)
这种因人而异，视性格不同而变化多端的小说艺术，就保证金庸的武功
描写能真正引人入胜。
在金庸笔下，甚至一些武功的创制和发现，也都与人物的性格和独特经
历有关。以杨过为例，他那套“黯然销魂掌”所以能够独创出来，一方面固
然是学过欧阳锋、古墓派、黄药师、丐帮等多方面的武功而集其大成，另一
方面却是经历了与小龙女十六年分离，充分体验到那种难以忍受的刻骨铭心
的痛苦的结果。在那段“生离”又几乎成为“死别”的时间里，他真是心如
死灰，形同槁木，所以这套掌法的招式名称也古怪而又贴切，什么“徘徊空
谷”啦，“拖泥带水”啦，“行尸走肉”啦，“面无人色”啦，等等；也正
因为杨过那时已不计较生死，不计较胜败，所以这一套武功能够威力无穷。
再有，侠客岛二十四座洞壁上用蝌蚪文刻成的李白那首《侠客行》的诗，
据说神秘地隐藏了一套绝世武功，多少学养很高的武林俊杰一连几年在洞里
苦苦琢磨，都无法参透此中秘密。倒是石破天这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年轻
后生，最后破解了这个秘密，发现了这套绝顶武功。金庸设计的这一情节，
也完全符合主人公的性格和经历。因为石破天是个实心眼的人物，他不认得
多少字，当然更不懂李白诗每一句的意思，不会去揣摩整首诗的含义，只能
从形象的角度看这些蝌蚪文字的外在走势，而这样恰好对了路子，一举中的。
最笨的办法开启了最神秘的锁。金庸用寓意化的笔墨令人信服地显示了佛学
所讲的平凡的真理。在金庸笔下，武功描写与性格刻画两者做到了相得益彰。
这是金庸又一个高明的地方。
第三，金庸紧紧扣住武技较量的具体特定环境，使武功描写情境化、立
体化。
比武从来不是当事双方单纯地乾斗武功，而是特定环境中人们武技、智
慧、心理、体力等素质的综合较量。作为创作经验十分丰富的小说家，金庸
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光写当事人单纯斗武，而是十分投入于具体的特定情境，
不仅写出双方的武功路数、招式及技能发挥的状况，并且写出比武者随时发
生着变化的情绪、心态，写出包括周围观众在内的各种因素对当事人产生的
影响，使读者感到这确实是活人在比武。
《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独自一人力斗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三位
高手，还能发射暗器刺伤他们。但当在旁的任盈盈刺到杨莲亭，迫使东方不
败的这个男宠忍不住大叫一声，就一下子分散和干扰了东方不败的心神，结
果使东方不败背上中了双剑。
嵩山大会上岳灵珊与恒山派掌门令狐冲比剑，双方你攻我拆，难解难分。
玩起早先二人合练的“冲灵剑法”时，尤其情意绵绵，成了二人合力演出的
一场剑舞。这时，在旁观看的岳灵珊的丈夫林平之，突然“嘿”的冷笑了一
声，立刻影响到双方情绪，迫使双方都动“真格的”，令狐冲一下子就将岳
灵珊的长剑挑飞到了空中。挑走以后他又后悔不已，立刻走过去撞在空中落
下的飞剑剑锋上，伤了肩，使他曾经心爱的小师妹不但保全了面子，而且终
于得胜。这样写出来的武斗就千变万化，曲折入微，有很强的立体感，仿佛
是真的一般。
特别在写左冷禅与岳灵珊比嵩山剑法时，心绪的变化对比武的影响显示
得更为细致。左冷禅最初听岳灵珊说要打上一十三招，心想：“别说一十三
招，要是我让你使上了三招，姓左的已然面目无光。”决定在一两招之内就
弹去岳灵珊的剑，好让她当众出丑。但因为岳灵珊第一招使的是“万岳朝宗”，
向对方表示敬意，左冷禅不好意思下手。而第二招以后却都是嵩山派已经失
传的神奇剑招，左冷禅从未见过，他吃惊之余，暗暗称奇，潜心观察岳灵珊
的剑式法度的变化，想把它学过来。这就出现了左冷禅“脸上神色忽忧忽喜，
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的场面。双方一下子就斗过了十四招以上。虽然最后
震断了岳灵珊的剑，却已经灭了左冷禅自己的威风。
即使并非双方打斗而只是单方表演，主人公的心绪也会对武技产生莫大
影响。《笑傲江湖》就有现成例子：令狐冲在思过崖上面壁思过，无意中发
现了百年前魔教长老大破五岳派武功的精妙绝招。此后，恰好岳不群夫妇带
了弟子前来探望，测试徒弟修习武功的情况。不料一试之下，令狐冲反而明
显退步。原来，他每一招才递出，眼前立即浮现破解这招的招数，于是自信
心顿时消失，只觉得不必交锋定然一败涂地。金庸细致地写了这些，给予读
者无比真切之感。
金庸不但注意把各次比武、打斗的特点写出来，而且还能把同一次争斗
的内在层次立体化、情境化地予以展示。《射雕英雄传》里，桃花岛主黄药
师比武招女婿，就写得非常出色。郭靖与欧阳克较量了三回，一回与一回不
同，郭靖从形势对他不利，一步步转为有利，十分扣人心弦。比试之前，黄
药师对傻乎乎的郭靖很讨厌，他已经答允了风流潇洒的欧阳克的求婚，只是
女儿黄蓉本人不愿意。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洪七公，代郭靖向黄药师女儿求婚，
形势稍稍对郭靖有利一点。及至郭靖使出武功拼命从欧阳锋“蛤蟆功”下救
了黄蓉，黄药师觉得“这小子性格诚笃”，对郭靖的恶感又减少了一点。接
着黄药师出了三道考题：第一道是让欧阳锋试郭靖的武功，让洪七公试欧阳
克的武功，看谁先从松树上掉下来就算输，结果是郭靖险中取胜。第二道题
是经受黄药师吹奏一首乐曲的考验。郭靖对音乐节拍完全不懂，却能以内功
抗拒黄药师由很深的内功所奏出的《碧海潮生曲》的诱惑，于是黄药师对郭
靖开始改变想法：“这小子年纪幼小，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难道他是装傻
作呆，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若真如此，我把女儿许了他，又有何妨？”
然而郭靖一点不机灵，不懂得黄药师的暗示，不懂得赢了第二道题之后立即
向他下跪唤一声“岳父”，以致黄药师暗暗叹气：“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
第三道题是考欧阳克和郭靖读书过目不忘的本领，看谁能更多地背诵黄药师
夫人手写的文字上有脱漏的《九阴真经》下卷。当时洪七公对黄药师出这道
题非常生气，认为太不公平：“明知我徒儿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
黄蓉也暗中为他着急，只得在欧阳克背书时故意说话扰乱。谁知郭靖平时背
熟了周伯通教的《九阴真经》上下卷，已经背了几百遍，这时终于流畅地背
了下来，把黄药师惊奇得怀疑是夫人九泉之下显灵，选中了女婿郭靖。整场
招女婿的比武考试，武文兼写，曲折生动，紧张时使人提心吊胆，有趣时又
使人哑然失笑，妙趣横生。
尤其写得不同凡响者，我以为是《连城诀》中血刀老祖与南四奇“落（陆）、
花、流（刘）、水”在藏边雪谷里那场恶战。生死攸关、酷烈无比的一组厮
杀，金庸写来却举重若轻，层次井然。当事者五人都是武林中不同门派的领
袖人物，血刀老祖却要孤身抵挡侠义道中四位高手，真是凶险之至。小说通
过断腿受伤的狄云的眼睛，写血刀僧主动出击，首先与方入雪谷的刘乘风拼
杀，双方势均力敌，边斗边跃上了地势险峻的悬崖峭壁。这时“南四奇”中
第二位花铁杆又到，“抬头相望，但见血刀僧和刘乘风刀剑相交，两人动也
不动，便如突然被冰雪冻僵了一般。知道两人斗到酣处，已迫得以内力相拼”，
于是花铁杆决定趁“两人全神贯注”之际，从背后对血刀僧偷袭。小说写道：
花铁杆见两人头顶白气蒸腾，内力已发挥到了极致，他悄悄走到了血刀
僧身后，举起钢枪，力贯双臂，枪尖上寒光闪动，势挟劲风，向他背心疾刺。
枪尖的寒光被山壁间镜子般的冰雪一映，发出一片闪光。血刀僧陡然醒
觉，只觉一股凌厉之极的劲风正向自己后心扑来，这时他手中血刀正和刘乘
风的长剑相交，要向前推进一寸都是艰难之极，更不用说变招回刀，向后挡
架。他心念转动奇快：“左右是个死，宁可自己摔死，不能死在敌人手下。”
双膝一曲，斜身向外扑出，便向崖下跳落。
花铁杆这一枪决意致血刀僧于死地，一招中平枪“四夷宾服”，劲力威
猛已极，哪想到血刀僧竟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坠崖。只听得波的一声轻响，
枪尖刺入了刘乘风胸口，从前胸透入，后背穿出。他固收势不及，刘乘风也
浑没料到有此一着。
血刀僧从半空中摔下，地面飞快地迎向眼前，他大喝一声，举刀直斩下
去，正好斩在一块大石头上。当的一声响，血刀微微一弹，却不断折。他借
着这一砍之势，身子向上急提，左手挥掌击向地面，蓬的一声响，冰雪迸散，
跟着在雪地中滚了十几转，一砍一掌十八翻，终于消解了下坠之力，哈哈大
笑声中，已稳稳的站在地下。(7)
“转动奇快”写其智，“向崖下跳落”写其勇，“一砍一掌十八翻”写
其技与识，一个智勇双全、功夫高超的血刀僧便活现在读者眼前！
接着是第二回合：陆天抒与血刀僧在厚达十余丈的积雪底部拼杀。从上
面看去，但见“白雪隐隐起伏波动”。
过了好一会，一处白雪慢慢隆起，有人探头上来，这人头顶上都是白雪，
一时分不清是俗家还是和尚。这人渐升渐高，看得出头上长满了白发。那是
陆天抒！
? .
陆天抒的头探在雪面，大声喘气，努力挣扎，似想要从雪中爬起。? .
便在此时，却见陆天抒的头倏地又没入了雪中，似乎双脚被人拉住向下
力扯一般。他没入之后，再也不探头上来，但血刀僧却也是影踪不见。水岱
和花铁杆对望一眼，心下均甚忧急，见陆天抒适才没入雪中，势既急速，又
似身不由主，十九是遭了敌人暗算。突然间波的一声响，又有一颗头颅从深
雪中钻了上来，这一次却是头顶光秃秃的血刀僧。他哈哈一笑，头颅便没入
雪里。水岱骂道：“贼秃！”提剑正要跃下厮拼，忽然间雪中一颗头颅急速
飞上。
那只是一颗头颅，和身子是分开了的，白发萧萧，正是陆天抒的首级。
这头颅向空中飞上数十丈，然后啪的一声，落了下来，没入雪中，无影无踪。
(8)
原来血刀僧落入雪底便利用自己在藏区冰天雪地生活过的经验，在厚雪
层中挖洞制造氧库，每逢呼吸困难，便探头到洞中吸几口气。陆天抒不懂这
个窍门，憋得慌时串到雪上吸气，下体便遭血刀僧连砍三刀。一代英豪，终
于葬身雪谷！
此后的两个回合，便是水岱道血刀僧所挖陷阱暗算而被斩去双腿，只得
求人了断；花铁杆则在经历沮丧、惊吓和血刀僧的心理战后完全丧失斗志，
曲膝投降。所谓侠义道的“南四奇”，竟被血刀门一个老僧杀了个“落花流
水”！真是惊心动魄，而又变幻莫测。一切难以逆料的结果偏在特定环境中
发生，而且成为此一情境中必有之事。可谓浑然天成，精彩之极！
金庸的武学大世界虽都出于艺术想象，却能意到笔到，幻而成真，使人
大开眼界。它们奇谲诡异却似有根有据，变幻百端而又尽情尽理。文化学养
之丰厚扎实，艺术创造之超拔有力，生活情理之周到细密，文字笔墨之得心
应手，四者融会综合，高度统一，因而在武侠小说领域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
典范。
注释
(1)《神雕侠侣》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6 版第1306 页。
(2)转引自盛澄华《试论纪德》一文，原载《时与潮文艺》4 卷5 期—6
期，
1945 年2 月15 日。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理论资料》第四卷293 页。
(3)翁灵文：《金庸畅叙生平和著作》，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叁]，
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年10 月初版。
(4)《倚天屠龙记》第4 章，香港明河社1991 年4 月第12 版第128—129
页。
(5)《神雕侠侣》第12 回，香港明河社1992 年11 月第16 版第492 页。
(6)《笑傲江湖》第19 章，香港明河社1992 年9 月第11 版第811—812
页。
(7)(8)均见《连城诀》第7 章，香港明河社1991 年10 月第9 版第225
页，第233 页。
生死以之痴千态——说金庸笔下的“情”
小说内容的第三号支柱——金庸式的纯情故事——真爱：不自私，为对
方好——形形色色的痴情种——《射雕》：最富青春气息之作——精致不俗
的《白马啸西风》——情花的象征意味——李莫愁：可怕又可恨的情痴——
皮格马利翁效应——潜文本的形式意义
严家炎：金庸作品这么吸引人，从内容上说，似乎可归结为三管齐下，
错综交融：一是写“义”，把侠义精神写得很感人；二是写“武”，即武功
打斗写得动人；三是写“情”，将男女爱情同样写得很迷人。“义”，“武”，
“情”，构成了金庸小说内容的三大支柱。在谈过了前面两个题目之后，我
们现在不妨来共同探讨第三个题目——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金庸不但是写武侠的圣手，也是写爱情的高手。他的小说里交织着许多
迷人的纯情故事。像《飞狐外传》中胡斐和袁紫衣，《射雕英雄传》中郭靖
和黄蓉，《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天龙八部》中乔峰和阿朱，《笑
傲江湖》中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的爱情都写得细腻而深沉。应该说这些爱
情描写里都有“英雄美人”的罗曼谛克的成分，都渗透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但纯洁崇高的爱情本身，依然有一种感染人、吸引人的力量，使读者的感情
净化。《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爱情，是在林平之和岳灵珊另一对
年轻人的衬托、对比中来描写的。林平之富家子弟出身，长得风流潇洒。他
家庭的悲惨遭遇也令人同情。所以岳灵珊在林平之到来以后，感情很快从令
狐冲身上转移到了林平之身上。但林平之既有纨绔子弟的虚浮习气，又有某
些江湖人物的自私刁钻。他和岳灵珊的结合，并非真出于爱。为父母报仇那
天，他只顾自己戏弄余沧海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
置于不顾。他心胸狭隘，嫉妒成性。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已经按《辟邪剑谱》
练功而“自宫”，却还瞒着岳灵珊和她结婚。最后，他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
竟然动手刺杀了岳灵珊，而岳灵珊却在临死前还要求令狐冲好好对待林平
之。这场婚姻，对岳灵珊来说完全是个悲剧。对照之下，令狐冲与任盈盈的
爱情就令人羡慕。令狐冲为人，最可贵的是一个“真”字。他真诚，真挚。
爱小师妹岳灵珊，是真心实意地爱，全心全意地爱，不存什么私心。小师妹
抛弃他去同林平之好，他简直丧魂失魄，感情一直转不过来。直到小师妹死
后很久，他到华山当年岳灵珊住的房间，还睹物伤情，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泪。
他和任盈盈的爱情，是在志同道合、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对
权力地位都看得很淡，互相都要为对方好，十分体贴对方，不惜牺牲自己。
令狐冲就任恒山派掌门时，盈盈也来祝贺，嵩山派的乐厚抓住这个机会就对
令狐冲说：“恒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
一刀两断，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令狐冲回答说：“做不得便做不得，那
又有什么打紧！”盈盈这时心想：“你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反过来，
盈盈也非常理解和体贴令狐冲。当盈盈看出令狐冲为眼瞎受伤的林平之和岳
灵珊夫妇担心时，不但不吃醋，反而主动提议保护他们以防青城派弟子前来
袭击。令狐冲心下好生感激，想道：“她为了我，什么都肯做。她明知我牵
记小师妹，便和我同去保护。这等红颜知己，令狐冲不知是前生几世修来？”
金庸在小说中非常看重爱情上的不自私，认为真正的爱就应该为对方
好，必要时可以自我牺牲。《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为了救心上人胡斐的
命，亲自用嘴巴去吸胡斐手背上的毒，她是个医生，明知自己这样做会中毒
而死，却还是毫不退缩地去做，结果果然牺牲了。《笑傲江湖》里被人称为
“桐柏双奇”的周孤桐和吴柏英这对夫妇，在危急关头有一人必须被杀死。
这时两人都争先恐后地争着去死，任盈盈感动了，就一个都不杀，对他们说：
“很好，你二人夫妻情重，我好生相敬，两个都不杀。快将断手处伤口包了
起来。”（香港明河社版1576 页）这种纯情式的爱，我觉得在金庸笔下写得
很感人，很成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的看法怎样？
叶若诗：金庸小说写了不少痴情种，他们因爱恋而“直教生死相许”。
《鹿鼎记》中的“百胜刀王”胡逸之与《书剑恩仇录》中的于万亭便是其中
两个例子。
“百胜刀王”胡逸之刀法卓绝，兼之长得风流英俊，当年是武林中第一
美男子，因而有个外号叫作“美刀王”。但他某日在四川成都，无意中见了
陈圆圆一眼后，便从此神魂颠倒，不能自拔，甚至为她退出江湖，隐居昆明
城郊。就像他自己所说：“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
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火夫。我别无他求，只盼
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已心满意足? .”他在陈圆圆身边一待就是二
十三年，因怕泄露身份，平时绝少与她谈话，“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
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胡逸之为陈圆圆抛弃了他在武
林中所建立的名声地位，以他武功之高，声望之隆，竟自愿操此杂役。我们
固然可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迷恋美色的一种表现，但我们还是不能
忽略他在种种举止中所流露出来的“痴”——他连二十三年来两人说过几句
话，都数得清清楚楚。同时，胡逸之在与韦小宝攀谈之时，发表了他对爱情
的看法，而我以为他的这种思想是超越时代的，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绝对适用：
“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倘她
想嫁给郑公子，你就该千方百计地助她完成心愿。”这种想法除了说出爱的
真谛外，也反映了胡逸之对爱情的真挚与至诚。从他的这一席话中，我们便
至少可断定他对陈圆圆的感情绝非一般的下贱情欲，而是包含了真爱的至
情。因而，他的痴，也就更令人信服，更令人感动，也更令人同情。
于万亭与胡逸之的情况虽有相似之处，却也略有不同。于万亭与陈家洛
之母徐潮生原为一对青梅竹马之爱侣，两人并且私定终身。后来于万亭因家
贫不得不出外谋生并学习少林派武功，后又因思念徐氏而返回故乡。可是回
乡之后却惊闻徐氏已被父母许配给当地豪族陈门。三年后徐氏生了一个儿
子，于万亭去探望她时，徐氏惊慌地告诉他说其所生之子已被当时的四皇子
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换去，而将一个女孩儿送了回来。其后雍正数次
欲暗杀徐氏夫妇，于万亭都在旁施以援手，暗中救了他二人。由于难以放心，
他于是干脆化装为佣，在陈府操作贱役，劈柴挑水，共达五年。直到确知已
无后患，方始离去。其后，于万亭又在徐氏的恳求下，把陈家洛带到大漠中
去拜袁士霄为师；还夜闯皇宫去对乾隆揭示其真实身世并晓以大义。他所做
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徐潮生才甘冒奇险的。而他对徐潮生的深情，
亦可从他终身未娶、及在徐氏逝世后不久就跟着郁郁而终这两件事上看得出
来。
胡逸之与于万亭对所爱之人的感情都是既深沉又绵长。他们可以为了满
足所爱之人的需求而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屈身为仆，出生入死。他们感情之
高尚纯洁，所做事情之伟大，在情痴中也是无可比拟的！
金庸小说中的各个痴情种的下场都不尽相同，有的令人凄然泪下，例如
《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她自从在洞庭湖畔的花圃中与胡斐结识后，一缕
情线便紧紧地系到了他身上。她虽长相丑陋，但心思缜密，凡事都能计算准
确，料事如神，尤以下毒的本事最为高明。她曾无数次地救过胡斐的性命，
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情，因为胡斐的心早已牢牢地依附在一个叫做袁紫衣
的姑娘身上了。胡斐并没有觉察到她的情意，甚至因怜她孤身飘泊，而提出
与她结拜为兄妹。但是程灵素依然忍住了心中的酸楚，陪伴在胡斐身边，一
次次地帮他策划御敌，一次次地陪他共赴生死。她一早便知道了胡斐对袁紫
衣的情意，但她从未想过要去伤害袁紫衣。最后，她亲自以口将胡斐伤口中
的毒血吸了出来，以她自己的命换胡斐的命。她把胡斐的性命看得比自身还
重要，宁可自己死了也要将胡斐救回来；而胡斐却要到她死后才想起她的诸
般好处，发觉她的言谈举止中所包含的柔情蜜意，后悔在她生前没有待她更
好一些。正因为如此，程灵素的一番痴情才更令人倍觉心中酸苦，更催人泪
下，更让人为她扼腕叹息不已。
在金庸心目中，确实认为真爱就该为对方着想，不惜牺牲自己。
尚晓岚：金庸在北大演讲时，说自己最心仪的爱情是：青梅竹马或一见
钟情，然后白头到老。然而他笔下能得到这种命运的人物并不多。杨过、张
无忌、段誉、虚竹、令狐冲、袁承志、石破天最后都与心上人结合，但这种
健康圆满的爱情最突出的代表仍然是郭靖和黄蓉。《射雕英雄传》是作者最
富青春气息的作品，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也充溢着青春的热情和温柔、甜蜜
与欢畅，同生共死的誓言和来日大难的忧惧，有迷惘、伤痛、误解却从没有
刻骨铭心的伤害，更没有贪婪和欲望的污染。郭靖与黄蓉的爱情，就像每个
人梦中的初恋，让少年人向往，让中年人伤痛，让老年人回忆。这种质朴、
健康又极为明亮的色调在金庸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是不复现的。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夫妇的性格与爱情也是少见的一类，可以概括为
“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胡夫人身为女子，豪爽磊落却绝不逊于丈夫。她
的托孤、赴死是那样斩截痛快，令人扼腕复又赞叹。作者没有刻意去写胡氏
夫妇的卿卿我我或者胡夫人的温柔，却表现了一种为他人所不及的伟大爱
情：夫妇二人因爱与理解而溶为一体，同生共死。而且，胡氏夫妇都是了解
自己，也了解对方（苗人凤），光明坦荡、极富侠气的人。
还有一类爱情，爱得缠绵悱恻，结果却是曲终人散。在这种命运里的人
颇多，而且多半是三角恋。比如胡斐和程灵素、袁紫衣；南兰和苗人凤、田
归农；天山童姥、李秋水与逍遥子；霍青桐、香香公主与陈家洛；成昆、阳
夫人、阳顶天；以及丁典与凌霜华，狄云和戚芳，杨铁心和包惜弱，众多仰
慕杨过的女子：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 .看来女子比男子要多。
这一类人物中，我以为写得最优美、最伤感的是一篇不太起眼儿的小说的主
人公：《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小说不长，笔调却全是抒情性的，“天
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大漠黄沙的背景使作品显得心绪苍茫，草原上天
铃鸟的歌声增添了作品的悠长婉转，孤单的李文秀在感情上始终不能摆脱少
年时的伙伴，她的“纪爷爷”原来是一位悄悄爱她的年轻人。作品要说的道
理是很简单的：有样东西，是很好的，可我偏偏不想要；我想要的，已经永
远不属于我了。这样流水般抒情的笔法，忧伤的调子，余音袅袅的结尾，都
显得精致而不俗。
如果说，郭靖和黄蓉是金庸所写的最完满的爱情，那么，金庸最理想的
一对爱人可能是乔峰与阿朱。他们身上的男性美与女性美体现得最充分，而
且配合得天衣无缝。
乔峰是比郭靖更标准、更理想化的男人。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深厚宽广的胸怀乔峰同样具有。比之郭靖的木讷愚钝，乔峰却机智敏锐过
人。更难得，他身上有一种豪气干云，万夫莫当，令人心折的英雄气概。乔
峰体现的是男性的理想（也许更多的是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美）。
阿朱的娇俏可喜不逊于黄蓉，但比之黄蓉，她更多一份女性的温柔与关
怀，一种深厚无私、舍己为人的爱。她没有黄蓉的小性儿，她对乔峰含了崇
拜和依恋的爱，更为宽广深沉。这样的献身忘我、甜蜜伤痛的爱恋，也许是
人间最好的了。
乔峰的阳刚与阿朱的柔美配合得妙到毫颠。这样的爱情是极度理想化
的，也许，只有在小说里，只有在金庸的小说里，才会存在。
李冬秀：我觉得，绝情谷里的情花，金庸是把它作为爱情的象征来写的。
这种花雪白芬芳，娇艳美丽。可花枝上有密密的毒刺，人一旦被刺，从此以
后再不能动情，否则毒发而亡，死状惨不堪言。情花的果实大多不好看，偶
有好看的味道却又苦又涩；有的极难看的果子入口却极好吃，可又不是丑怪
的就一定好吃，只有尝过以后才知道。这些描述里面都有所寓意。事实上，
情也是这样，微妙复杂，难以尽言。金庸借想象出的情花描绘了“情”的万
千形态——“情之为物，有时极美，有时却又极丑”。
金庸书中的至情，很少掺杂门第权势的因素，主要是真诚喜欢对方，敬
重人品才华。情到深处，可以置名分、得失、生死于不顾，真正做到“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射雕英雄传》的女主人公黄蓉，身
为武林大师东邪黄药师之独生爱女，又兼容貌出众，机敏过人，却偏偏爱上
了淳厚拙讷的郭靖。郭靖日后成为人人敬仰的一代大侠，可与黄蓉相遇时，
正是初入武林，功夫低微，加之拙口笨舌，反应迟钝，令黄药师极为不喜。
可黄蓉对之一往情深，就是看中了郭靖的正直人品和对己深情。在黄蓉看来，
“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这里作者把“情”的基础建
立在超越外表的真心相爱上，道出了事情的真谛。唯其排除了功名利禄的重
重束缚，“情”来得更为纯正，也更为深沉、坚实，这才会带来诗人帕斯捷
尔纳克所说的“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那种境界。
叶若诗：遗憾的是，人世间美满的爱情故事很少，更多的是令人神伤的
感情纠葛；为破碎的爱情而黯然销魂的伤心人，要比终成眷属的神仙爱侣多
得多。金庸也把这一现实情况写进了他的小说，让读者看见那些因得不到爱
情而如痴如狂的伤心人的样子。《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也是一个痴情种。
不过她的痴情表现是极端疯狂和残忍的。她因爱侣陆展元后来舍弃她而与何
沅君结为夫妇，便将满腔怨恨发泄在他人身上，连毫不相干的何老拳师一家
二十余口全都被她杀死，下手之狠辣，让久历江湖风浪的武三通都为之心悸
不已。这种情痴太可怕也太可恨了。读到这一段，我们不禁要为陆展元感到
庆幸，没有娶这样的恶婆娘为妻。但转念一想，又忍不住要怀疑陆展元是否
正因为看出了李莫愁性格中的狠毒，才毅然离她而去，另娶他人？否则，如
果他没有与李莫愁共结秦晋之好的念头，又何必收下她所赠的订情信物（绣
花锦帕）？而他在收下锦帕后，又为何要舍她而另娶何氏？书中并未明言，
我们也只好让这件事成为一个永恒的谜了。
尚晓岚：顺便提一句，金庸小说中亦多有学习西方的地方。比如，《连
城诀》中的“砌墙”来自爱伦?坡；而《天龙八部》中，逍遥子雕刻玉像，
对着玉像发呆，不再理睬李秋水这一情节，来自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
应”。皮格马利翁是古代一位国王，国中美女如云，生活幸福。他是一位雕
刻能手，一日雕出一座精美绝伦的美女石像，从此任何人都不入眼，终日痴
恋自己刻的石像。天神感其意诚，遂使石像变活，二人结为夫妇。金庸将这
个典故化用得全无痕迹，倍添情趣。
陈建洪：金庸小说确实写了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生死爱情，不过我感兴
趣的却是穿越文本表象而揭示潜文本的形式意义，通过阅读，寻找其爱情描
写的结构共性及其历史心理依据。
试举几个实例作为入手。金庸的好多小说的情爱描写在结构上是一个男
人与多个女人的感情纠结。这种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故事结构原型，或许
更多地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等。《鹿鼎记》
中韦小宝先后与七个女子相遇并心生爱慕，最后七个女子都嫁与他并能融洽
地相处，其中除韦小宝与双儿是共同出生入死建立感情之外，其他则主要是
因为美貌漂亮的性吸引。段正淳与六位女人交好且大多生有女儿，段正淳能
与每个女人很好相处，但不能与她们同处，这里或许揭示了一些情爱的嫉妒
与占有心理。段誉、杨过两人与围绕着他们的女子的关系有一些相似，小说
着重渲染男主人公与其中一个女子的爱情，其他则作了次要性处理。这些一
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形式很多，但似乎在金庸的小说中没有一女多男式的爱
情描写。如上所说，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
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
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
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
本能认同。
涉及到这一点，我想特别指出《鹿鼎记》中韦小宝与阿珂、苏荃的关系。
韦小宝对阿珂久追不得，对苏荃也只是偶尔想到而已。阿珂、苏荃则原来并
没有对韦小宝有什么特殊感情，阿珂还可说对韦小宝比较反感。但为什么后
来苏荃与阿珂突然嫁给韦小宝？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在丽春院中韦小宝的“胡
天胡帝”使她们有了孩子。这点是我们民族的婚姻爱情的支撑点。“孩子”
在中国的婚姻中有着重要意义。孩子的存在一方面确证了母亲在家庭中的权
力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延续父权的象征。我这里只是指出金庸小说中对民族
婚姻爱情心理的无意识承传。
严家炎：陈建洪同学思考得比较深入。但我想也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
金庸武侠小说的背景是中国古代，而在古代上层社会中，男子三妻四妾是并
不稀奇的。如果有人说金庸只是写了古代的历史真实，并不意味着心理认同，
那我们又该怎样回答呢？
本书作者附记 我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中，曾安排学生做
作业，并组织课堂讨论，其中一次的题目就是“金庸笔下的‘情’”，发言
者颇为踊跃。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部予以发表，只能选录小部分发言或作业，
经编排组辑而成现在的样子，并对有些作业在文字上稍作润色。不周之处，
敬祈鉴谅。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
——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
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
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
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
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
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
郑振铎、瞿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不无偏颇）的文
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
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
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
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
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
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
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1)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
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
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
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
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
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逵江州劫
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
“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
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
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
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
《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
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
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
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2)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
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
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3)，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
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
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
终。? .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
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
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
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4)到《笑傲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林平之
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
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
弄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
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
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
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
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5)这一切，不禁令人
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
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
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鸟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
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案：《春秋》之
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
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
岂其犹有美行，足以称纪？(6)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
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
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
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
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
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
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
庭。
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
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
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奸
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
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
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7)；主张“用
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
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连赵武灵王“胡服骑
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
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
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
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
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
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
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
辽、西夏、大理、吐蕃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
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
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
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
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
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
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
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
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
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
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问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
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偈语：“万
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
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
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 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
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
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
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
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
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
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
‘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
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
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
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
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
(9)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
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
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
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
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
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
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
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
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
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
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
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
熙为之设忠烈祠。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决不受下
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
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
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
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
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
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10)如果跳出狭隘
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并不是自我吹嘘，
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的标准。
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 年修改《碧血剑》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
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
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
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
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 .”还商量入关后轻徭薄赋，解民之困厄。
这使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祯和他相比可是天差
地远了。我非杀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
只怕? .只怕? .”隐隐感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11）。
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
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
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
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
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
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
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
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
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一类问题上
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
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
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
《笑傲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
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
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
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曲洋的十二三岁
的孙女都不放过。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问嵩山派的费彬：
“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
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
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12）恒山派掌门人定逸师太
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样狼
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13）
小说通过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
分，应该作具体分析。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
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
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
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
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14）
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
聊生的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
的门派斗争。《倚天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
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
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
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
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张
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
和，化干戈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
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
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
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
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
算是英雄。”（15）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
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
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
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
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
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16）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
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
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
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傲江湖》
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
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
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
就习惯地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
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
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
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
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
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
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
全都免了。”（17）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
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
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
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
“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18）连他
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
（19）《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
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
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
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
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 .”
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
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芷若这时“脸色微变”（20）。足见周芷若
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
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
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
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
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21）。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
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
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
一大僚隶卒”。（22）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
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
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
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
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
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
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
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
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
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
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伯通的了
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傲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
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
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
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
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
兴，最后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
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
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
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
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
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
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
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
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
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
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
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
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
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
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
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
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23）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
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
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灼见，融汇
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
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
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
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
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国一再退让，甚
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
虎城被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雕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
金庸原先属于香港《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
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79 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
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傲江湖》中写日
月神教和《鹿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
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
“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
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以维持教主的个
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
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
说什么：“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
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
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
而是早在1967 至1970 年间“文革”正在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
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
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潮的一度
猖獗，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
彬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 年那
场“红色风暴”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
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
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才能从某些俗见中解
脱出来。
不妨举《笑傲江湖》中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例证。
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教主地位之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
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
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
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真是意味深长！事实
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人合力杀死的。小说写东
方不败一人抵挡三位高手，仍游刃有余，接连施放暗器射伤他们；只在盈盈
用计刺伤其男宠杨莲亭并使之大叫一声之后，东方不败才因心神纷乱而中了
双剑。这能叫做“武功低微”、“没半分真实本领”么？再有，小说早已写
明：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据说乃太监传下的绝世武功）而先行“自
宫”，失去了性能力，他怎么可能再去“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
生子无数”呢？这岂不是眼见对方已经垮台反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而展开的
胡乱批判么！而这类所谓势如破竹式的“揭发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
革”前，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
三分，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金庸最后两
部小说——《笑傲江湖》与《鹿鼎记》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这，正是金
庸发挥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结合的生动证
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独到的见
地。一部《侠客行》，可以说就是反教条主义、反烦琐哲学、充满现代批判
精神的作品。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
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经学那种烦琐解读模
式的错误。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
微言大义（如把爱情诗《关雎》硬解释成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
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末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
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唐诗已经对此有所概括：“鲁叟谈五经，
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24）这是传统经学误国误民的
生动写照。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合情合理的描写，以现代人的
态度，点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
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 年写的《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
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
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眼光来分析人
物，解剖人物。金庸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显然相当熟悉，他把精
神分析学的合理方面加以运用，渗透到人物刻画之中，揭示出变态人物之所
以变态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他们的性格。金庸笔下的
变态人物有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
《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二是“情变”，由失恋引起，如《神雕侠侣》中
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雕英雄传》中的瑛姑。三是“孽变”，
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和《射雕》中的
欧阳锋。其中谢逊、李莫愁两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狮王谢逊，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属上乘。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祸，
激起他满怀悲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岁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
敬爱的一个人（指谢之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
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
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25），为了逼
迫成昆露面，他任性发泄，不计后果，杀人之后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
在残忍凄厉的背后，谢逊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义子张无忌的爱，简直
远远超出一般亲生父子。这种爱最终也温润了他自己的心灵，使他多少有些
悲天悯人，不但能忏悔过失，即使对成昆，也只毁其双眼，废其武功，而没
有将他杀死。
《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
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人结婚，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家，并成
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
用平时杀人的尘拂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
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傈，又令
人哀怜悲悯。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帮助金庸写出了这类过去武侠小说所缺少
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龙八部》中丐帮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写的
最震撼人心的一个人物。她集“仇变”、“情变”、“孽变”于一身。这位
马夫人，有一种“天生的脾气”：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
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小姑娘时，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邻居女孩的花衣
裳剪碎。两年前洛阳百花会上，她自以为姿容绝世，足以颠倒众生，偏偏丐
帮帮主乔峰对她少看了两眼，马夫人就认为乔峰对她有意蔑视，决心报仇雪
耻，坚决要把乔峰从帮主的位置上赶下去。她丈夫不支持，她就勾结情人杀
了自己丈夫，把杀人的罪过栽到乔峰头上。本来乔峰已经在杏子林中平息了
帮众叛乱，但马夫人全身缟素出场，口口声声“为先夫报仇”，形势立刻大
变。“她没一句说乔峰是凶手，但每一句话都是指向他的头上。”（26）这
真是个厉害之极的女人。她后来还设计诱杀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
段正淳之后，从他身上鲜血淋漓地将肉一口一口咬下来，却同时咬一口叫一
声“段郎”。原来她在和马副帮主结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妇，只因段正
淳没有正式娶她为镇南王妃，她就怀恨在心，誓报此仇。康敏的美丽而又狠
毒，又远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残忍，缺少她的狠毒），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这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塑造的一个最独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开拓
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我们只是就几个具体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其实，
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将侠义精神自单纯的哥儿们义气提
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从而突破旧武侠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种
种局限，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
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
性包围着。除《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应该另当别论外，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
多：《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芷若、赵敏；《神雕
侠侣》的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芙、郭襄；《射
雕英雄传》的郭靖周围，有华筝、黄蓉、程瑶迦；《雪山飞狐》、《飞狐外
传》中，爱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灵素和苗若兰；《笑傲江湖》中，令
狐冲周围也有岳灵珊、仪琳、任盈盈。这些女性从出现时起，目标似乎专在
寻找爱情，寻找归宿。尽管金庸主张爱情专一，不写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张
无忌有一次做了一个多妻好梦，醒后立即自我谴责）；而且在古代，中上层
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
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
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
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1996 年1—2 月断续写毕
注释
(1)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牗》，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五）。
(2)《射雕英雄传》第39 回，香港明河社1992 年2 月第14 版第1503 页。
又，本文所引金庸小说文字页码均根据该社1992 版《金庸作品集》。
(3)《神雕侠侣》第22 回，香港明河社1992 年版第892 页。
(4)《雪山飞狐》，第74 页。
(5)《天龙八部》，第624 页。
(6)《鲁迅全集》1973 年版第8 卷第64 页。
(7)《左传?成公四年》。
(8)《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9)《天龙八部》第831—832 页。
(10)《鹿鼎记》第2090 页。
（11）《碧血剑》第492—493 页。
（12）（13）《笑傲江湖》第269 页，1034 页。
（14）《倚天屠龙记》第360 页。
（15）（16）《射雕英雄传》第1569 页，1601 页。
（17）（18）（19）《笑傲江湖》第1254—1255 页，1269 页，1579 页。
（20）《倚天屠龙记》第1380—13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