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输赢成败又争由人算且自逍遥没谁管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红颜弹指老 那芳华梦里真语真幻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胡涂醉 情长计短解不了 名糸嗔贪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著如此的感叹。还是慕容博说得好:“庶民如尘土，君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空”才是人生的“真相”。厮杀搏斗，失败了怎么样？赢了又怎么佯？谁不是刹那的芳半，水中的泡影，转瞬即逝？《倚天居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师父是空，弟子是空，无罪无止，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己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武林秘籍、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官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明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决》，争夺连城决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室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普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主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税中，人物的行劫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未的巨大宝藏。后来的几部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籍，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籍从而一朝称霸武林。与秘籍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
《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籍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宝，有了王位，就合有武林高手力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法王，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寸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渭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佬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西宗之争，《笑傲江湖》中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寸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仕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国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出，残酷冷血。
述有左冷禅、岳不群的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作，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盅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盟主之位争夺也是代代不息的。什麽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25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麽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宗、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面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阮，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榭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佯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大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所以，金庸带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神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休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遍过换一个汉族帝王。乃至通过同一帝王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合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佯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祥混帐！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杷匕首送迸了胸瞠”着一条路，死在了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奈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份值观念的冲突，一种天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百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囝，那就是：隐逸。
金庸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在作品中明显的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年轻的主人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往。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自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远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坏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汀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竖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的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轶之今”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合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处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又成了“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凡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玉”的人，面对或低*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会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日难辨。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这就是冬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淡活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渭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便’，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
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像中的那祥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伟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尤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返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应实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住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类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之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明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力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而、最令人唯忘的形像。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座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多，从此不知所终……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14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怫。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合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困。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若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垢骂。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祥一介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的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且露才扬已，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根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室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子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昱然是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密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室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杯悲愤地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室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刚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识，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休的“自天”而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世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衣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弈)不脱文人之雅兴。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祥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贽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爰陶潜、谢灵远、王维这徉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恣。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的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交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刚“独善”也不痛快。正所渭“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皆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从“拔剑四顾心茫然”到“大侠弃剑回故下乡，金庸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去，让我们闻到了传统的芬芳，也目睹了传统的腐朽。之后，他从容潇洒地抽身而出，到一个心良静虚之境，拈花而笑甚而是与花对笑去了。留下了那几千百字的15部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光怪陆离，令人神往也令人动情的武侠世界，诱惑着每一个爱它的人。
让我们感谢金庸的小说吧，感激为我们带来了这许阅读的快乐，想像的快乐的金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