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无忌，金庸先生认为：像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因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由此人们对张无忌在明教教主任内的政绩也普遍看轻，如施爱东君编著的《点评金庸》一书中说：“张无忌(在明教教主任上)几乎什么大事也没干，整天就为一些个人的恩恩怨怨劳碌奔波，他的主要工作几乎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恋爱问题，一个是亲友问题。”
果真如此吗？我总觉得上述对张无忌政绩的评价有些人云亦云、简单武断。不具备政治领袖的条件，并不一定妨碍张无忌成为优秀的事业型干部。张无忌在光明顶即教主位，固属一时的风云际会，但他就任后的表现，实在不能说是平庸。明教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二是与武林黑白两道势成水火，生存发展的环境非常恶劣。张无忌恰恰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造成了明教武林盟主和抗元领袖的地位。
明教人心涣散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教主之位空悬，实乃缺乏共同理想使然。杨逍、殷天正等难以登上教主宝座，并非才干不足，根本原因在于不能为本教确定共同奋斗目标，难以得到教众广泛拥护。难能可贵的是，张无忌对天下大势的把握相当准确，很恰当地提出抗元兴汉的总体目标，并通过蝴蝶谷大会使其成为明教最高纲领。抗元兴汉这一纲领抓住了当时社会最根本、最激烈的矛盾，使明教超越了江湖帮会的层次，简直初具现代政党的雏形。张无忌在组织上采取的措施无疑也是明智的：以杨逍主理日常政务，以殷天正及五行旗使节制武装力量，以五散人之首的冷谦执掌监察纠劾，既充分照顾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又使高层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经此理论和组织上的整理，明教复兴已经初见端倪，实在非大手笔莫办。
明教自前任教主阳顶天暴毙以来，高层长期扰攘于权力之争，无心理事，基层教众品流日杂，恣行妄为，招致江湖黑白两道公愤，终于酿成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役。明教可谓失道寡助，挣扎求存已属不易，遑论发展壮大。光明顶一役，明教伤亡惨重，几至全军覆没。明教群雄拥立张无忌为教主后，最迫切的愿望恐怕就是大规模寻仇报复。张无忌敢于顶住全教上下的强大压力，提出同各大门派修好，可谓眼光深远。和解不仅是出于张无忌个人的善良愿望，而且是明教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选择。光明顶之役已经证明，明教无力与整个武林为敌，抗元兴汉的路线也不允许明教继续与整个武林为敌。一旦得不到武林同道的有力支持，抗元大业就难成气候。发展受挫必将反过来影响明教士气和内部团结，再一次分崩离析也并非危言耸听。万安寺营救六大门派一战，充分显示出张无忌打造统一战线的决心和魄力。明教之所以能“号令到处，无不凛遵，成为中原群雄之首”，张无忌力主团结的坚定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整顿教务，团结武林，起兵抗元，张无忌抓的哪一件不是一等一的大事？说他“几乎什么大事也没干”，实不知根据何在。当然，张无忌所做工作中很多牵涉到了他的亲友和恋人，比如谢逊、张三丰、赵敏、周芷若。但用不着仔细分析就知道，这些人无论是敌是友，都是武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关乎明教事业成败的关键人物，张无忌与他们的交往，也始终没有离开促进明教发展的背景。相反张无忌对于自己最急迫的私人事务——报父母之仇，倒是处理得相当慎重，一切都以不影响明教事业为前提，为此他甚至暂时放弃了向参与逼死父母一事之各派首脑寻仇的计划。张无忌于公私之中始终以公事为重，于大小之中始终以大事为重，显示出良好的大局意识，可谓“吕端大事不糊涂”。
张无忌自行离开教主位置时，明教声势之盛，几达立教中土以来之顶峰。以他的卓异政绩，完全可以提拔为总教副教主。只是这样一来，张无忌就成了小昭教主的副手。小昭含情脉脉的蓝眼睛看着张公子侍坐下位，应该会很不自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