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金庸《射雕英雄传》、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梁羽生《萍踪侠影》为标志，武侠小说便以其独有的魅力征服了大江南北不同层次的大批读者，迅速在荒芜已久的精神土地上呈现异彩。当人们反复捧读“三剑客(梁羽生、金庸、古龙)”的经典作品，沉醉于绚丽奇幻的江湖世界、随人物命运暗涌起伏，获得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之时，殊不知这些海外舶来品却是作者十几二十年前的创作。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特定环境下，被视为“大毒草”的武侠小说销声匿迹，武侠小说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脉络无踪可循，而文化交流更是难以同步，当青年一代面对“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成人童话”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港台的产物了。然而，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早已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形成过一次高潮，并涌现出大量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陆武侠小说一度脉断，创作中心才由大陆转移到港台而重新被赋予生命。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的作品流入大陆，遂有区别于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新派之称。
中国武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韩非子的《五蠹》中就出现了“侠”的概念；而汉代《史记》中的《游侠列传》、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都为武侠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唐传奇中“豪侠小说”(宋.李昉《太平广记》将部分唐传奇归纳为“豪侠”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的诞生。包括鲁迅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一部分，乃始于此。金庸更是认为晚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宋元时期，文言武侠小说衰微，白话小说兴起；明代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范式，标志着武侠小说创作的成熟；至清代，一批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曾一度风行。辛亥革命后，报业、出版业的出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武侠小说倍受市民阶层的青睐。1923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问世，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与此同时，与他并称“南向北赵”的赵焕亭以及姚民哀、顾明道等作家，也纷纷推出作品，由此开始一直到政权更替的数十年间，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计其数、流行不衰，这一时期的作品则统称为旧派武侠小说。
进入30年代后，武侠小说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武侠小说的高峰。创作中心逐渐由上海、南京转向天津和北京，出现了代表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即：李寿民(还珠楼主)、宫白羽(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五位作家。由于他们当时全部生活在北方，并大多以天津为创作中心，因此得名。根据暨南大学罗立群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中的阐述，“北派五大家”各自形成流派：以还珠楼主《蜀山》系列为代表的“奇幻仙侠派”；以白羽《钱镖》系列为代表的“社会反讽派”；以王度庐《鹤铁五部作》为代表的“悲剧侠情派”；以郑证因《鹰爪王》为代表的“帮会技击派”以及以朱贞木《七杀碑》为代表的“奇情推理派”。可见，五位作家都自觉地从不同侧重点描写江湖绿林，无论是在小说中融入中国传统精神哲理，还是以反讽的形式批判现实，抑或是通过儿女幽情揭示思想冲突，都能够自成流派，分别建立起独树一帜的风格。他们的作品，比之前辈，都凸现出“新”与“变”的特征；而比之后辈，也无极大的差距。如果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学技巧来界定新旧武侠的话，那么，将“北派五大家”称为“新派”，似乎也无不妥。
古龙曾在《关于武侠》中说：“还珠楼主李寿民……为承先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还珠楼主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讲述了峨嵋弟子拜师学艺、斩妖除魔的经历。小说虽然在情节上荒诞不经，尚未摆脱“人神一体”、“仙界人间并存”的志怪痕迹，语言上也是文白交杂；但小说却能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内涵夺人心魄。无论是营造意境、写景状物，还是有关诗词典故、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方面的阐述，无不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尤其是《蜀山》能够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义融为一体，于通俗中展现出一种富有哲理性的人生宇宙价值观，使小说在格调上大大超越了同类作品。《蜀山》系列自1932年开篇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成五百万字的长篇巨制，被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誉为“神怪武侠小说空前精彩第一巨著”。
曾接受过鲁迅指导和影响的白羽原本有志于新文学，受生活所迫，无奈才去写武侠小说。一部《十二金钱镖》的无心插柳之举却使他名声鹊起，从此开始了武侠创作。由于他受西方文学影响较大，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也令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着深切的体会，因此常在小说中流露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反讽意味。他在自传《话柄》中说：“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恶运，坏人也许得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无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成名作《十二金钱镖》主要写劫镖者“飞豹子”袁振武与护镖者“十二金钱”俞剑平比武竞技的经过。小说并不刻意渲染故事情节的曲折，而以讽刺批判为重。书中的“侠客”往往懦弱世故，虽身怀武功却与常人无异。这对于传统的侠客形象，无疑是一种颠覆。其目的在于揭示：侠客“并非‘超人’……武功再高，也做不了“救世主”，且往往要向现实低头”(叶冷《白羽及其书》)的主题。
李安的《卧虎藏龙》将王度庐《鹤铁五部作》中的《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改编后推上银幕，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但很少有人知道，原著小说却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作品。从影片中不难看出，极力表现的乃是“情”而非“武”，这与原著的主旨可谓吻合。《鹤铁五部作》描述四代侠侣间的恩怨情仇，各部人物、情节虽有关联，但也能独立成篇：如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就是这种结构。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是一位写情的高手，他善于描写侠客佳人的爱恨情仇、缠绵悱恻，常把人物置于情感与理智必选其一的矛盾环境中，突出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及人性的挣扎，并将悲剧美学理论融入武侠小说，使人们读罢荡气回肠，回味无穷，故有“悲剧侠情派”之称。
郑证因的代表作《鹰爪王》主要写“鹰爪王”王道隆与凤尾帮结怨，率领淮阳派及西岳派英雄，前往凤尾帮总舵比武的故事。小说风格粗犷，近百名人物中女性寥寥无几，更无儿女情长的描写，使作品迸发出一种阳刚气。作者在《我写鹰爪王的动机》中说：“我于国术深感兴趣。更因先伯与外祖父习国术有年，所述武林轶事、江湖中一切特殊的习俗及有关于武林的奇闻轶事较多。”因此，他写帮会活动、江湖规矩、切口、戒律等，常能亦假亦真，为作品增添真实感和活力；写到武功技击时，又能把南拳北腿、十八般兵器、轻功暗器刻画得细致入微，逼真传神，无愧于“帮会技击派”之称。
朱贞木的小说情节往往奇幻诡秘，讲究推理。创作模式上，他打破了传统章回体对仗式回目，首创以文白夹杂的短句、成语或专有名词分章，如：第十一章诡计、第廿九章回头见！此外，他还有喜用新名词行文叙事的特征。他的小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体裁及创作手法上，与港台的“新武侠”几乎无异，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新派武侠之祖”。
“北派五大家”在武侠小说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是巨大的。梁羽生直言自己曾效法白羽；金庸、古龙也都承认自己受到过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等人的影响，而他们小说中的承传痕迹也随处可见。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与“北派五大家”的小说相比，无论是在思想上、题材上、体裁上，还是在叙述方式、写作技巧上，都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超越。如果剪去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那段历史，从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武侠小说，则会属于同一个发展进程。那么，关于武侠小说的新旧派别，恐怕会重新界定。本人认为，倒是古龙中后期的作品，确有大开新派风气之功，而今天所谓的“新旧”，不过是从地域和政治角度所做的区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