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阪泉之战，逐鹿之战，习武就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周武王《剑铭》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则更是强调“以仁德为武”，至此“武”与“儒”便愈发不可分了。
以后，游侠之风日盛，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都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总是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禅家思想：佛教的传入较儒、道思想的产生要晚，其与“武”的关系大概是缘于释迦牟尼习武修身养性之说开起，到少林寺以习武修身养性而出名罢。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属于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禅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早在西汉时期，儒教已经过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成为那时中国唯一的显学，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中；佛教(从现有史料上看)于西汉末传入我国，至东汉后便逐渐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得以传播，必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援儒入佛，设法通过儒士传播其教义，才快速流行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东汉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据《牟子》十四章云：“(儒与佛)如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补。西晋的孙绰在《弘明集•噜道论》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且当时君王信佛之人亦不胜枚举。显而易见，他们不过走的是一条道，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而已。而在宋代，理学思潮的崛起，从根本上是衰微的儒家振兴自救，以对抗泛滥猖獗的佛教与道教的一次文化运动，它在排辟佛道中又融合了佛道，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构进行了一次新的调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从来都是以此来平衡国人因进与退、仕与隐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心理的。
至于“武”与“侠”结合的开始，则早在先秦春秋时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谓“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对立面_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叙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话虽有其偏激之处，然却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它们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
然而，分久必合，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逐渐扩大。从“武”可以健身看，与“儒家”、“禅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长生不老就不谋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时代单纯的用招术、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伦理，一种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侠”，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的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如今的社会是越来越竟争激烈、欲海横流，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因而，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禅”。(完)